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近二十多年来在大陆享有盛誉的历史著作,改变了多少人对历史所持的陈念,引发了多少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作为一本向老师和学生推荐的读物,它也具有比较独特的魅力。
一,《万历十五年》是部什么书?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这20多年来,在中国历史学界引起的震动使得我们至今对他念念不忘。一方面是他享有盛誉,他的著作自出版以来一直出现在各类人文社科书榜上,成为很多高校推介的人文素质读本,销售量几十万册,对于历史学著作来说,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数量,他的写作方法被人竞相模仿。另一方面,他的历史观也一直遭受抨击,他的写作方法被归入历史写作的另类,作品被视为历史小说,而非学术专业文章,他也因此被有的人称为“历史学界的琼瑶”。这一切又皆与他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紧密相连。
该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原本极其普通的年份即公元1587年为历史横切面,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主要政治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为中心,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织丝,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勾勒编织了明朝走向败亡的宏观预想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黄仁宇指出本书写作的目的在于说明“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朝败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明朝仅仅依靠道德伦理治理维系,没有法制,没有必要的技术手段,必然导致败亡,“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有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他把《万历十五年》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并且指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有这样几重要方面是具有开拓性的创造,也是此书能够赢得盛赞的原因。
1,提出了“大历史观”。黄仁宇不是“大历史观”的创立者,严格意义上讲“大历史观”渊源于西方。但黄仁宇的“大历史”不同于西方探究长时间的历史‘变化’,而是在描述‘问题’的持续存在,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创造。何为“大历史观”?其实就是要以宽广的眼光来看整个历史脉络,而不是只局限在其中某一个特定人事物或者一小段时间。黄仁宇在书后写道:“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他把中国近代史从传统观点中以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延伸到明末清初。并试图找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原因。
2,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用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史学传统一向偏爱“善善恶恶”正邪褒贬的春秋笔法。黄仁宇却说,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他亮出“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观点,摆脱人物臧否,强调非个人或道德指控的历史解释,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分析当初的技术水平而非只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君子小人”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终极评价,“善与恶”亦非历史事件的本质。黄仁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代替技术,因此不能建立数字上精确的管理。这样的后果导致现代化的姗姗来迟。这样的历史看法与前人不尽相同,颇为深刻,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
3,叙事方式独特新颖。在叙事上,作者“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和一般的学术专著不同,作者在书中对历史现象不像做专题论文那样有缜密的分析和解剖,而是用通俗、优美、流畅的语言将历史现象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因而具有非凡的可读性。
《万历十五年》这样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新颖的叙事方法,使任何一个即便对明史毫无兴趣的人,一个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也仍然可以以看小说的愉悦心情阅读《万历十五年》。当然《万历十五年》还有更重要能够吸引读者的是他对历史的研究所寄托的对现实深切的关怀,诚如他自己所言“《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对中国读者而言,《万历十五年》有一种强烈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