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略与义和团兴起之间所具有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已有大量严肃的论著做了详尽阐释。这里只强调一个事实: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早就传入中国,但是并未引发群众性的排教运动。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为什么呢?其原因绝不是义和团无端挑衅,而是某些外国宗教势力作恶多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一贯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但他也承认:“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柴武郎,在使馆被围期间负责指挥日军作战。他的分析是:“近年来,支那国势不振,外国人或租借或掠夺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腹地,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教民则倚仗外国势力,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以巨大的牺牲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振奋了国民精神,启迪、鼓舞了来者。联军司令瓦德西承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英国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议会讨论对华方针时告诫:“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赫德对义和团运动及其显示的未来远景也有过清醒的估计。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为使中国强盛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无论如何,外国人决不可能期望永远保持他们的治外法权地位以及中国被迫让与的那种种通商条件……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而目前引起注意的这段插曲就是今天对于将来的暗示”。虽然赫德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说话,但不能不承认是很有见地的,只是预计的时间被大大提前。正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才使得为革命苦斗的孙中山感到国内风气为之一变,“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并从团民的勇猛反抗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断言:列强瓜分中国的梦想永无实现的可能,因为“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明确地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视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语)。
近代中国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更加落后。欲摆脱怪圈,就必须对内彻底变革以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对外坚决抵抗以为变革创造条件。在这样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中,究竟是站在侵略者一边还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如果是前者,就必然会对群众斗争吹毛求疵,进而彻底否定。反之,则会在充分肯定人民斗争的前提下,对其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引为借鉴。就此而言,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就成了分水岭或试金石。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正确选择。因此,它才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一扫百多年来统治阶级的懦弱之风,面对强权昂然说“不”!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大会上,毛泽东用铁一般的语言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正因为这个新生的政权真正属于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虽然当时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们的回答仍这般强硬:“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人民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新华社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狡辩、诬赖和威胁》,《新华月报》1950年第1卷4期)只有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才能这样底气十足、斩钉截铁地宣告:一个屈辱的时代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