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尾之战前，中法曾因中国援越抗法战争的失败，由法国使节福禄诺与清政府的代表李鸿章谈判，草签《李福草约》，这是后来的《中法和约》底稿，中法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但由于很快就发生法军向清军挑衅的“观音桥事件”，中法重新起衅，才有后来的马尾之战的发生。它已不是法越战争的继续，而是中法战争的开始。
其次，马尾之战发生在位于闽江的马尾，并非海中，称“海战”不当，不如称为“马尾之战”好。
马尾之战的主要责任人。马尾是福建舰队的驻泊地，但当时大部分的舰船已派往各地，留泊马尾的只有3艘军舰。由于指挥战事的张佩纶不懂军事，将各舰调集马尾对抗法舰，从而为法舰聚歼福建舰队创造了机会。假如没有张佩纶的鲁莽，也许就不会有法军在马尾的肆虐。所以在战后，奉命查处此事的左宗棠及清政府都归咎于张佩纶，给予重惩。这件事和李鸿章并无直接关系。李鸿章当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虽然是地方督抚中的第一人，但由于没有在中央任职，所以职权仍有相当有限，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有人说他“把持清政府实权”，这无论在情理上和事实上都不恰当。此役失败之责在张佩纶。
关于法军侵犯台湾的战斗，最早应该是清军在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基隆之战中打败法军，这时才是夏季，说秋季不准确。它还抹杀了清军在基隆之战中打败法军的功绩。八月法军占领基隆以及后来占领澎湖，台湾军民在基隆外围与法军反复鏖战，这些应当介绍。
关于镇南关大捷。广西边军执行清政府为解救台湾危局的“战越牵敌”策，以重大牺牲与侵越法军在越南北圻浴血鏖战，牵制侵越法军不能抽调兵力援助侵台法军，这个大局应当说明。在镇南关大战前，督办广西军务的是广西巡抚潘鼎新，帮办军务的是广西提督苏元春，只是到了形势紧急时，清政府才任命冯子材帮办军务。冯是当时军内的第三把手，说“清政府起用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就抹杀了其他将帅的功劳，似不公允。
《中法新约》的签订及其影响。当时是法国欲借“观音桥事件”，“踞台湾为质，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而不是“利用越南为基地进攻中国”。而中国则据理力争，拒绝赔款。由于中法两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因而中国军队抵抗十分艰苦。如台湾抗法战争在取得光绪十年六月的基隆之战胜利后，却有八月的基隆失陷；虽然取得淡水歼敌的战果，但在基隆外围争夺战中却屡屡失利，最后还丢失了澎湖。滇军围攻宣光的战事也不顺利，虽然以近万人的兵力与数百法军作战，却攻不能破城，守不能御敌，最后攻守两路均败退兵。广西边军在执行“战越牵敌”策时，更是屡战屡败，牺牲甚巨。从观音桥、船头一路被法军各个击破，甚至冲破国境线，一度占据了镇南关，震动整个西南，要不是老将冯子材出来力挽危局，中国的抗法大局就不可问了。因此，说“中国军队的节节胜利，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利用越南为基地进攻中国的狂妄计划”，是过甚其词了。如写成中国军队的节节抵抗，抵制了法国侵略者“踞台湾为质，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的狂妄计划，就比较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