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勇：高中历史新教材中的有关问题

显然，这种理解的历史性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的，只有充分发展思维的层次性和广阔性，理解才能深刻并富有新意。

    如果我们再将“理解”虚拟为一个大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开放的。我们对历史问题进行开放性理解时，又可将理解分为前提性理解、联想性理解、求证性理解、情感性理解。
    前提性理解中的前提，既可以是理解者所具备的知识前提和理论前提，也含有方法前提和逻辑前提。知识的发展和理论的更新为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历史问题所局限，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具有“猜想”性质。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猜想——反驳”模式就含有“理解”的意义。如，新教材写道：“……《资政新篇》不是农民革命实践的产物，没有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2]（p．31）针对此，在教学中就有学生提出（猜想）：“假设《资政新篇》反映了农民当时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实际上也反映了一部分中国近代富裕农民发展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那么它能实行吗？”显然，对此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历史不能假设”回答。这是学生创新思维火花的闪现。笔者认为，《资政新篇》根本不能实行是基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当然，对社会科学的理解重实证，其知识前提是首要的、必需的，但有时在理解的过程中，逻辑的力量也不可低估。“史学家研究历史，首先便是用理论之光照射历史幽暗的殿堂。理论的意义即在于使看似无序的历史变为有序，使错综复杂的历史事相易于把握”犤4犦。但强调逻辑必须以客观历史为基础，在对历史问题的理解过程中，客观意义上的逻辑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或本质联系，主观意义上的逻辑则是加强对前者的反映或认识。由此，逻辑前提就具有透视、辨别、促进、甚至预见等能动作用。例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新教材有如下叙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2]（p．40）学生对此理解，必须掌握其逻辑前提，即接受（承认）这一命题揭示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当然，学生也可能运用逻辑思维（毕竟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于鸦片战争之后）发生这样的疑问：“中国资本主义是否为欧风美雨的产物？”毕竟假说性命题是人们为了研究的需要，在一定事实基础上提出来的，虽然它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必要形式，而在社会历史科学中也经常被采用，但它必须准备接受事实的进一步检验。尽管这一命题本身（指“如果没有……中国也会……”）也激活了思维，并且对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但在历史教材编纂中，特别是在正文叙述中，这种历史文本和表达机制似乎有待商榷。关于社会形态的演变，马克思运用逻辑的力量进行的天才论述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典型的理论前提，这就是：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p．83）

    我们对某些历史问题进行前提性理解时，常常会插上联想的翅膀。如果人类失去联想，那么人的创造性也将枯竭。联想可分为对比联想和相似联想。例如，我们理解鸦片战争的性质时，可提问：“鸦片战争为什么不叫‘糖蜜战争或大米战争’？”有人作了如下回答：“糖蜜和大米怎能与鸦片混为一谈呢？后者是毒品，能带来暴利的毒品！而该暴利又是能促使利令智昏者发动战争的。”犤6犦由此，我们可更深地理解：鸦片是英殖民者轰开中国大门的重炮，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包括鸦片贸易），英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发动侵略战争。联想性理解也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这样创新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关于这类问题，新教材的编写就很重视创新性、时代性，特别是古今对比联想中的史鉴性、实践性。例如，“在引进西方生产技术方面，你认为洋务运动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向列强大借外债，同今天资本主义国家贷款给我们，二者间有何不同？有条件的地方，学生可向贷款机构做一些调查，然后分析得出答案。”历史本身就像一条汹涌奔腾的大河，昨天、今天、将来融贯一体，难以分割。我们只有以深邃的目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深刻的描绘，才能对今天的发展产生感悟。在教学中我们还可以进行中外对比联想。例如，对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的理解，就可以与日本的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思考教材的结论：“洋务派企图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就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进行联想时，学生还可能进一步质疑：当时中国的洋务派有像日本维新派变革的社会环境吗？这些是我们在教学中值得深思的。

    在联想性理解中，我们对历史问题进行证答的过程，类似解题过程中的求证，我们将其称为求证性理解。这种求证理解，不仅包括我们对提出的历史问题的理解所进行的活动，也包括对历史文本叙述中出现的观点的求证。

    新教材有一道阅读与思考题：“（材料略）阅读后，请思考：①各国通商之初武夷北苑农民，为什么争相种茶？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②现在种茶之区，市疲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结合现实，从中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2]（p．19）此题将学科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内在联系与学生的认识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着重知识的层次性和思维的逻辑性，也关照了学生的实践性和创新性。此题提出了三个问题：①各国通商之初，武夷北苑农民争相种茶。②武夷北苑农民由恐“易荒本务”到争相种茶。③“现在种茶之区，市疲山败”。这些问题的求证需根据一定的理论（如价值规律的波动）、一定的方法（如归纳论证）及相关知识（材料所及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影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问：在入世后的今天，中国农民面对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又如，教材在“戊戌变法”中出现了这样两个结论：①新政内容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表明维新派的行动，比他们的宣言退步了。②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对此，特别是对第②点，就有学生提出这样的反思性问题：这样的推导即：改良→维新运动“归于失败”→“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是有点简单化、片面化（仅就推导求证而言）？虽然根据革命史观，这种结论不难理解，但我们在说明阶级斗争为什么能够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是否还应说明它怎样推动历史的发展，从而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这一点恩格斯给我们做了典范，他在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同时，又充分运用历史合力论来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从而探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7]。至于第一个结论，细心的学生也会通过“小心的求证”，从而提出创新性问题：①“维新派的行动”（主要是变法诏书的颁布）是否比“他们的宣言退步了”？②评价历史事件进步与否的标准是否仅以“新政内容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新教材所涉及维新派的宣言，如公车上书、保国会的宗旨，甚至资产阶级维新派实际的施政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都没有开国会等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定国是诏》是其逻辑的延伸。而且由于光绪帝的软弱，特别是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更有必要强调手段的策略性。因此，不能说他们“退步”了。列宁说：“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只要这个“新的东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符合客观规律，虽然在其开始时十分弱小，甚至有不少缺点或不足，但这个“新的东西”就是进步的。对一个短时期内爆发的历史事件如何下一个科学的结论呢？“一场改革运动的政治纲领往往有一个演变完善的过程，并具有阶段性的改革任务及出台举措，故其性质也应该放在一个稍长的历史阶段来加以分析判断”①(①谢放：《张之洞与戊戌政制改革》，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关于对维新变法的一些反思，可参看马洪林《近二十年来戊戌维新研究述评》，载《文史知识》，1998年第6期。俞祖华《维新派对发展民主的追求》有一段反思：政治民主化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具有阶段性的动态过程，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既不应该滞后，也不宜超前。维新派没有因为“民智未开”、“国民程度”不足而放弃已被证明滞后于经济近代化的体制改革，而是顺乎潮流把近代化变革由经济领域推向政治领域。他们在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把开制度局和实行地方自治作为即时目标，而把设立全国性立法机构——国会，作为下一步目标，也是无可厚非的。载《光明日报》1998年10月30日。)。对于维新变法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新教材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有些结论似嫌不足。“历史学习，追求的主要不是结论，而是得出历史判断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的教科书将尽可能地少写现成的结论，就是写结论也是以介绍观点的方式，重视的是引导学生自己依据材料去得出认识”[8]。我们在教学时，对结论仅当作一个“模型”——思考问题的视角，引导学生进行开放性理解，从而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这一环节是至关重要的。

    求证性理解主要是借助逻辑的力量，以前提性理解为基础来进行，但有时不得不听受情感的摆布。人的主体性结构是知情意有机的统一，理解作为主体对客体信息的构建和创造，正是主体能力的发挥和运用。在这一方面，新教材更有助于学生进行情感性的理解，特别是许多历史照片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使我们对相关的历史问题理解得更真切。如《南京条约》签订时的情景图、“日军进入旅顺市街屠杀中国人的情景”以及“黄海激战”和面容刚毅的“邓世昌”像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更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显然，理解时情感的力量对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激情，就没有对真理的追求”（黑格尔语）。而且主体的心理结构与客体，特别是形象化了的客体相互“对应”和“同构”，使主客体达到统一，客体就更易于为主体所感受，更能引起主体情感上的体验。当然，这种情感性理解既包括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态度，也包括主体的主观意志、理想和要求。例如，对于近代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将其比喻为用人的头盖骨做酒杯盛着甜美的酒浆，并且作出了总结性的思考：“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蠢……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9]对鸦片战争的影响，新教材采用了大小字与实物图相结合的方式，这样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全方位、较理性地理解“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结论。

    总之，新教材有创造性地编排了许多历史问题（如对彩图“义和团长新镇北街坎字团防总局虎头牌”的考证等），重点体现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和科举素养的养成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善于挖掘及善于开发课程资源，以促进学生对历史问题更好的理解，如此，就能为时代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蒋碧勇，男，1968年生，湖北省公安县车胤高级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历史教材和教学研究。
                                          　参考文献：
[1]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2]新教材指《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试验修订本·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刘存宽：《试论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启良：《让逻辑与历史一致》。《光明日报》，1999年3月26日第七版。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黄宇和：《帝国主义新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7]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8]张桂芳：《历史课程和历史教材改革的主要目标》。《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9]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