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转变

看“八股取士”的影响

马立梅

山东滨州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256606

中国的科举考试倍受世界推崇。自隋朝创立以后，为历代王朝沿用，统治者认为是一种完美的选拔人才官吏的制度，可以使“天下英雄入吾榖中”。可是自从明朝开始，考试的内容被定格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应考者必须死背经书，并练习写作“八股文”，个人的独到见解得不到发挥，科举考试变成了愚民的一种手段。“八股取士”被当成明朝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转型社会的一种信号，我就明朝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转变来谈一下“八股取士”的影响。

明朝“八股取士”把四书五经列为考试的最主要内容，幻想用儒家的的经书传统配合文字狱禁锢人们的思想意识。但是我们看到从明朝开始与之对立的声音也在不断加强，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新思想，猛烈抨击神化了的程朱理学，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对八股取士这种愚民政策有着透彻认识的先知。陈献章和王守仁在晚明时期率先首先向程朱理学发难，希望把人们的思想从圣贤的经书中解放出来。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主张开启了自由思想的先河；王守仁主张把自己的“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圣贤的脚下。这些人对皇家推崇的“正统学脉”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更晚一些的李贽干脆以“异端”自居，公开反对孔孟之道。李贽抨击作为八股取士考试内容的《论语》、《孟子》不过是史官对当时政事的“赞美之语”，或是孔孟弟子“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即使是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不可以作为“万世之至论”。从这些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思想界人士对八股取士科考内容的蔑视。

“功名”是人一生向往和追逐的目标，明清两代的科考举子为达到此目标，努力方向和程度可想而知。有些人会穷尽毕生精力投入科考，但是明朝后期开始我们看到士大夫集团中有一批人开始批评歧视八股取士，注意力有所转移。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描述参加考试的举子有七种神情：一是提着篮子入考场时象乞丐；二是点名时被官吏呵斥象囚犯；三是回到考试期间暂住的号舍，上面露头下面露脚，象秋末的蜜蜂；四是出考场后像出笼的病鸟；五是等待放榜时坐立不安，像被捉的猕猴；六是知道名落孙山后面色死灰，像叮了药饵的苍蝇；七是大骂考官有眼无珠，然后心灰意冷，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想再试一次，像刚破壳的小鸡。而蒲松龄贫寒的一生把最主要的精力给了他的《聊斋志异》，写出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巨著。那么晚清的张謇、徐世昌就更能成为“走出科考阴影”的典范。因为他们一个弃官从商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一个放弃朝廷翰林大学士地位甘心从军充当袁世凯手下的文书先生。可见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科举制一步步由轻视到离弃。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脱离了实际，注定会失去市场和价值，科举考试演变为明清八股取士后也应该走到了尽头。这一时期的世界文化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八股取士这种形式呆板内容陈旧僵化，摒弃科学的选拔人才制度已经演化为社会的一颗毒瘤，被改革或废除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简介】：马立梅，女，1972年生，山东省滨州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历史教师，中教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