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1898 年“戊戌政变”的历史真相

 
 
2010年1月13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马勇教授在西五117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名为“重构晚清叙事模式”的人文讲座。在很多同学都忙着准备考试的期末，西五仍旧像往常一样，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专门从东校区赶来。

“原来的叙事模式有严重的问题，我们带有政治目的地去扭曲了这段历史。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这段历史被‘妖魔化’了！”讲座中，马教授根据自己十几年的晚清史研究，提出了不同于教科书上说记叙的晚清史学观，打破对晚清历史“腐朽“的认知，重建晚清叙事模式。

教科书上的“戊戌政变”是杜撰

 晚清史中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百日维新”最终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镇压。在袁世凯告密后，慈禧把光绪痛骂一番，并将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而后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百日维新到此结束。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戊戌政变”和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教科书上的‘戊戌政变’完全就是在杜撰历史！”马教授愤愤不平的说道，通过自己这些年的研究，他对这场政变有着自己的看法。

“从来没有见过慈禧，只见过光绪帝1个多小时”的康有为，一走上政治舞台就反复强调“皇上无权”，大权落到了慈禧手中，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他们要救皇上于水深火热中。于是，康有为暗中策划着一场政变。

有一天，光绪帝因为和慈禧在免掉礼部干部的问题上发生了“言语冲突”，光绪帝请来当时军机章京上行走的杨锐出主意，希望他能够帮忙想出一个“可以让老一辈人”放心的改革之方。杨锐在获得了皇帝给的“免死诏书”后，说出了“康不去，世不兴”几个字，建议光绪帝把当时改革太激进的康有为逐出北京，以缓和内部矛盾。光绪当时听了杨锐的建议，并让他以“派康前去上海办报”的理由将康有为迁出北京。

杨锐事后将皇上的口喻告诉了当时和康有为政见一致的林旭，并由林旭再转达皇上旨意。可是，林旭却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让康误以为是皇上已经被慈禧关起来了，还在关心着他，让他快快离开北京。康有为在感动之余，决定不能这么走掉，要救皇上出来，于是联系谭嗣同准备发动自己酝酿已久的政变。

谭是江湖中人，当时就召集了很多“大刀”王五之类的人物，准备救皇上。在事情败露后，谭嗣同面临一死，他却无畏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然而这句话，马教授却认为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究。

谭嗣同为什么不像康有为一样离开北京呢？“那是因为作为一个江湖中人他不能走，他不能在看到他请来帮忙的朋友们都死后，还安然的苟活着，”马教授如是说，他认为历年来人们都太过于美化谭嗣同的革命形象。

慈禧：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

“慈禧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马教授说到，26岁丧夫的慈禧，做为一个寡妇，带着独生子同治帝活在大清王朝的纷争中，而且不幸接踵而至，在慈禧40岁的时候，同治帝也离开了。青年丧夫、老年丧子的慈禧饱尝着鳏寡孤独，而她却仍旧要昂首面对整个大清。

很多人都认为慈禧对光绪过于严格，马教授不否认这种观点，但他觉得慈禧之所以这样做，“是走了两个极端”。

慈禧在过去对同治是“太溺爱”了，以至于同治帝17岁的时候拿到大臣们的奏折都断不了句。更为严重的是，同治帝小时候就跟着一群小太监不学好，出去逛北京南城的“红灯区”，为了避免在名窑碰到他的“众爱卿”，小同治只有去逛低等的窑子。17、8岁的同治就染上了性病，以至于在他21岁死时，下身溃烂。

慈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后，将自己妹妹的孩子，也就是当时4岁的光绪过继了过来。“为什么慈禧会打光绪？”马教授坦言，自己在琢磨了很多年后，发现慈禧在同治帝死后，已明白溺爱的下场，于是走了另一个极端“领养过来的孩子不能再溺爱！”但是，尽管严格，“慈禧确是将光绪‘一把屎一把尿’的带大的”马教授说。另外，对于光绪被慈禧毒死的说法，马教授也不甚赞同，他经过研究，认为他们都是死于久病，而慈禧更是因为光绪的死，而加深了病情。

袁世凯没有告密

“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逆推法’，因为他的复辟，所以他之前的一切都是坏的，”马教授说，当时谭嗣同确实找到过袁世凯，希望他帮助他们发起政变，但袁世凯是“有密可告”，可是却“没有告”。

没有告密的原因，马教授认为有二。首先，当时作为清政府“高干”，他根本就瞧不起这些书生，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其次，当时的袁世凯正忙于第二天的“谢恩”仪式，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我们不能倒放历史！不能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撰改历史”马教授说到。

“我们对晚清的历史，要怀有敬意、激情地去看待，要跳出政治形态的圈子，去认识真正的历史！”马教授反复强调着这句话。另外，马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需要更趋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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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敬意和温情回顾历史
 

 
“我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全新的考虑——怎样让它更合乎历史的真实。”2010年1月13日晚，在西五117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向在场同学重构了晚清的叙事模式。在他“怀着敬意和温情回顾历史，看清被妖魔化的东西”的基本思路的带领下，同学们了解了一些被教科书掩盖的真实史事。
 

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话语权总是掌握在胜者手里，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呈现给人们的1840年以后被“妖魔化”的清政府。马教授说，从洋务运动开始的30年，中国大量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有外国学者称，1891年中国在国际经济体制上的份量甚至比过今天。1883年中法越南战争，中国在战场上打败了法国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将附属国越南让给了法国，也就是所谓的“不败而败”。而到了1894年，针对同样是附属国的朝鲜，中国却敢于对日本说“不”，选择“打”，是因为这期间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国力上升。

关于为大家所熟知的、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的《马关条约》，马教授也有不同的说法。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赔款是担负得起的，对于割地，台湾是当时中国走私最严重的地方，割让台湾在一定程度上是甩掉了包袱。所以《马关条约》的损失并不大是很，它真正的影响是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震动，让康有为等人认识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更要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在这批知识分子的煽动下，1898年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康有为主观臆断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就策划了一场武装政变，包围慈禧太后，要求其交权于光绪。马教授形容它为“近代版的玄武门兵变”。而这与教科书上的西太后发动政变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

当晚，马教授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说到，当下历史学的边界扩大了，历史的功能被无限扩大。他认为历史学最不该宣扬的就是爱国主义，历史学是要告诉人民真历史，在意识形态的背景，历史难免会有被扭曲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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