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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荣:《教育杂志》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学研究

时间:2009-10-18 17:53:37  来源:周佳荣
 

《教育雜誌》與近代中國的

歷史教學研究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教育雜誌》(The Chinese Educational Review)是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刊物之一,1909年(清朝宣統元年)在上海創刊,月出一冊,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宗旨。發行四十年,中間曾兩度中斷,至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停刊,共出三十三卷。1抗日戰爭開展後,《教育雜誌》從1938年起實際上在香港編印,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始被迫作第二度停刊。2

    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教育雜誌》是出版時間最長、包羅內容亦廣的一個專門刊物。不過由於戰亂等原因,一般圖書館的收藏都殘缺不全,1975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將全套影印出版,以廣流傳。教育界近年逐漸注意到《教育雜誌》的重要性,可惜至今仍缺乏全面性或專門的研究。《教育雜誌》的內容相當廣泛,文章亦詳略不一,1915年至1941年間曾刊載探討大、中、小學歷史教育的文章二十多篇,其中不少見解至今還可引起共鳴;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的「歷史教育特輯」,更反映了抗戰期間歷史教育的狀況及其展望。大體上說,《教育雜誌》上這批文章可以按照內容分為四類:(一)史地教育論;(二)歷史教學法;(三)教材與課程;(四)歷史與教育。作者方面,除了學界、政界的名人如蔣夢麟、陳立夫之外,不少都是在史學界具影響力和有大成就的,如何炳松、陳東原、顧頡剛、黎東方、繆鳳林、錢穆等。可見歷史教育雖然沒有受到重視,有識見的學者卻願意為此花費心力。

 

一、史地教育論

 

    首先,黃競白、徐映川、季禹九的〈小學歷史地理教學法〉指出:「歷史是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的現象,供給現代一般人活動的借鑒之學科;地理是研究地面上各種事物的分配,和他們對於人類的影響之學科。所以歷史、地理都是人的教育裏的一種重要工具。」此文又根據教學目的,參酌教學實際,定出原則十條:(1)歷史、地理宜混合教學;(2)宜偏重現代社會,多取時事做設計的出發點;(3)生活狀況宜先於天然環境;(4)宜注意發展兒童正當的國家觀念和國際同情;(5)宜打破本國與世界先後教學的陳法;(6)宜注意文化演進的歷程;(7)宜多用實地教學和實物觀察,以增進兒童的興趣和記憶力;(8)宜和公民科聯絡教學;(9)宜注意訓練兒童解決問題的能力;(10)宜注意涵養兒童研究史地的興趣和習慣。3  
王芝九的〈小學歷史教學商榷〉,則集中於討論幾個問題:一、歷史教學的目的何在?二、歷史教學要有甚麼環境?三、歷史教學的取材應該怎樣?四、歷史教學材料要「文學化」嗎?4徐則敏的〈小學歷史學習之心理研究〉,指出講小學歷史學習心理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第二是目的問題;此文又根據實驗心理的結果,批評了教本的得失,進而探究學習歷史的心理歷程,並論述如何養成兒童學習歷史的能力。5

    潘湛鈞的〈抗戰期間的高中史地教育〉,在國家危難的時刻為人們闡明史地教育的重要性6;徐炳昶的〈史地學者的責任〉一文,明白地道出:「在現在這樣的大時代當中,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所負的責任異常地重大,但是如果拿我們的人數和能力和我們應負的責任相比較,可以說是太渺小了!」7曾祥和在〈今後的史地教育〉中說:「改進之方,首須確定史地教育之目標,以民族為本位,而啟發國民之愛國心,激起其民族熱情。」8

 

二、歷史教學法

 

    天民的〈歷史教授問答的發展法〉,強調「問答的發展法」旨在使教師與兒童共同研究歷史,令兒童不全居於被動的地位,其形式又分為「擴充的問答法」和「談話的問答法」兩種。9蔣夢麟在〈歷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中指出:(1)教授歷史,當以學生之生活需要為主體;(2)教授歷史,當以平民之生活為中心點;(3)表揚偉人,政治家與科學家、發明家當並重。10

    何炳松的〈歷史教授法〉分兩次在《教育雜誌》刊出,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學家較全面和有系統地論述歷史教授法,當以此文為濫觴。作者指出「歷史同個人的記憶一樣,他是一種人類的記憶。……他的功用在於幫助我們明白我們自己的現狀,所以歷史對於我們是一種常常變化的東西。」教授歷史根本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使得過去能夠「活現」出來。教歷史的人,「第一應該能夠利用本地方各種歷史的遺跡,去幫助學生明白其他各地方的歷史。」除了本地的古跡和博物館外,可以幫助我們把歷史「活現」出來的東西,首先是歷史的模型,其次是歷史的圖畫,再次為地圖及圖表等,但最重要的還是教師口頭的說明。文中提到要選擇一本教科書,「第一步就是看他是否明白而確切。此外要研究書中的觀察點是甚麼,所附的地圖圖畫好不好,所附的參考書是否適當,所附的問題或大綱之類是否有用,目錄好否,文字如何等等。要試驗教科書是否真確,第一要明白著書的人是誰。他是否有著書的經驗同資格?」11

    何炳松又說:「大概現在教學法上的趨勢在於養成學生自動研究的習慣。」其方法有三,第一是問答法,第二是互助法,第三是指導法。此外,還討論到參考書、考試等問題。文末強調教授歷史應具科學的精神,「所謂科學的精神就是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12

    饒祝華〈中學歷史的教學〉一文,分述歷史教學的目的、教學設備、教學方法上的要點,以及成績考查、歷史測驗記分法等13,可供實際教學進行時的參考。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論文,是陳東原的〈中學歷史課的教法與教材〉。此文分兩部分:上篇講教法,包括:(1)歷史教育之目的;(2)課本式教學法;(3)講演式之教法;(4)專題式之教法;(5)溯源式之教法;(6)教學方法之運用;(7)講述應遵之原則;(8)問題及其作法;(9)筆記簿之指導;(10)學生寫作之指導;(11)學生學習之指導;(12)如何考試。下篇講教材,包括:(1)教材組織之原則;(2)教材組織之學說;(3)教科書之分析;(4)大事年表之準備;(5)人名表之準備;(6)補充讀物與時事教學。14

 

三、教材與課程

 

    郭增愷的〈史材商榷〉,強調「學校教育裏最要緊的問題」就是「教科書問題」,並且提出編寫「平民史」的建議15,這在當時和現在都是有新意的。

    顧頡剛〈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一文,舉出史學的真義,批評「從前的歷史教科書,雖自己說包含有文化史的部分,實在只可說為完全的政治史。」要改去這個弊病,「應當不注重於政治上的治革統系,……而在他方面則努力搜輯出材料來,務使全社會的活動狀況大略可以表現。」16

    顧頡剛又指出「歷史教科書上的主要事項,就是把進化的跡象指示出來。……如房屋的結構,食品的採取,桌椅、碗盞、服裝的起源和變遷,……若能在這些上面尋根究底,引起學生對於四週事物歷史研究,自然可以興起他們要求進步的感情了。」17關於剪裁課程的宗旨,則強調「寧可使歷史系統不完備,卻不可使擇取的材料不真確,不扼要。所謂歷史系統,原是朝代學派等一切繼承的事實。……人名和零散事實,總要刪減得越少越好……。」作者本著他的「疑古」精神,主張刪除傳說中的古史。不過他補充說,我們的宗旨「只是要求扼要的敘述,並不是置系統於不顧。系統的記載,亦自有考覈的需要。所以我們逢到人地的名目,組織的分配,事業的統計,時期的大事……,都可以編出許多表格,在教科書之外另出一本書,輔佐教科書而行,讓學生拿來做檢查參攷的資料。」18

    梁園東〈對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一點建議〉,集中於探討課程重覆的問題,認為學生「在初中學的是這一些東西,到了高中還是這一些東西,學來學去不過是這些東西,無怪乎中學生對歷史不感興趣,更無怪乎他們的歷史知識有限了!」所以他建議歷史課程應當是:(1)按各級學生的年齡、興趣,其理解能力所能接受的材料,分別規定教材;(2)凡低年級應詳述的,到高年級即不再細講,遇必要只略一提及,而為進一步的探討,倘低年級不便詳述只一提及的,到高年級即詳細敘述;(3)凡低年級已詳細述過的教材,到高年級時由教師隨時詢問使加以複習,如此甚麼是舊知及新知,始釐然不紊,各級學生方能隨年級的增加,其所學的亦增加起來。19

    江應澄〈中學歷史教學實況之分析研究〉,分別闡述了師資、課程、教材、教法、設備、成績考查等。20黎東方〈關於大學中國通史課程的幾個問題〉,首先討論大學應否以中國通史為共同必修課程,接著對於中國通史的教法、教材以及課程的教育目標與教育方法等問題,都有具體的說明。21

  

 

 

四、歷史與教育

 

    李季谷的〈抗戰建國中的歷史教育〉,申論歷史與民族復興的關係,教育者不認識歷史價值之危險,過去歷史教育之失敗,今日歷史教育應注意之點,以及歷史教材與人物等等。22

    趙曾玨的〈歷史與國民教育〉,指出「歷史的含義與教育的主張是根本吻合的,因此,歷史一課,在近今教育上,佔著最主要的地位。」接著說明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有密切關係,研究任何社會科學的人都應該研究歷史,就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和一般國民,都應該熟悉歷史。因此「研究歷史」實在是國民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種基本訓練,我們提倡讀歷史的理由有下列四點:(1)歷史可以了解民族演進,發揮民族精神,促成民族復興;(2)讀歷史可以認識人生的意義與價值;(3)讀歷史可以改進人類社會生活;(4)讀歷史可以提高國民國文水準。作者希望史學家、文學家一致奮起,「建立中國新的正確精審的歷史」;更希望有志於研究歷史的青年努力邁進,共同完成此「立言」不朽的偉業。23

    陳立夫的〈要為創造歷史而講歷史寫歷史〉,是在中等學校史地教員講習會的講詞,此文首先指出講習會的意義:第一,是要知道史地之所以成為專門學問的本因;第二,是要知道中國歷史的特色;第三,是要知道歷史是最富於實驗性的科學;還有,是要知道一國的國民必須理解本國的歷史地理,始能激發愛國的熱忱。「我們為了將來,纔愛護過去,所以歷史者非為過去,乃為將來。……大家不懂利用歷史的長處,最為可惜。」所以陳氏希望教師「從史地方面教青年立志,創造未來。並希望一方面研究教學方法,一方面寫史地教材。這是建國的偉業,要大家努力纔能完成。」24

    繆鳳林的〈民族主義的歷史教育〉25,反映了在當時國內、國外的非常環境下,歷史教育的一些問題。此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明白到,在講求尊重客觀事實的歷史教育中提倡民族主義,必須恰如其份,逾度的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論調,是何等危險的事。錢穆的〈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26,為了增強中國人在動盪時代的自信,而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提出迴護的看法,其中若干論點是值得商榷的。錢氏被一些學者稱為「圓古派」,於此文可見端倪。

    總的來說,在抗戰期間寫成的幾篇文章,尤其是陳立夫、繆鳳林、錢穆三人的著作,都流露了強烈的政治傾向。在半個世紀以後的今日,視之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教育史的材料是較為適合的。

    此外,楊賢江的〈近代史的設計教學法〉27,于化龍的〈新聞紙在中學歷史科中之地位〉28,都是根據美國的著作譯出;張伯謹的〈地理與歷史科的新動向〉29,則取材於日本;〈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一年來工作情形〉30,記錄了1941年間與史地教育有關的事項。這些文章,都可以作為研究民國時期歷史教育的參考資料。

 

五、總結和開創

 

    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以新方法、新觀點對中國歷史進行新的研究,當自梁啟超發表《新史學》(1902年),批判封建史學、倡導史學革命開始。梁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其後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亦由商務印書館於1933年首次刊行。上述的著作,奠定了以民族文化為本位的中國新史學的基礎。

    與此同時,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美國魯濱生(J. H. Robinson)著、何炳松譯《新史學》,此後又譯介了不少西方的歷史哲學和史法方法專著,把西方的新史學引入中國學界;另一方面,1924年又有李大釗(守常)《史學要論》的出版,此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特別是史學理論的建立有開創性的意義。換句話說,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的三大新史學流派,其初的發展都與商務印書館有關。

    商務印書館在歷史教育方面的參與和貢獻,更是眾所周知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4-1906年),是最早採用章節體並以進化論觀點敘述中國歷史的新式教科書;他如陳慶年編《增訂中國歷史教科書》、呂思勉編《本國史》和顧頡剛、王鍾麒編《本國史》等等,都有相當的影響。

    不過,中國的史學界一向不重視歷史教育,對歷史教育和教學方法的探討,更付闕如。鄭鶴聲的《中學歷史教學法》(南京:正中書局,1936年),似乎是二十世紀前期這方面唯一的著作。除此之外,刊載在《教育雜誌》上的二十多篇文章,相信是最能反映有關研究和討論進程的材料了。

    經歷了大半個世紀,隨著環境的變遷,有的看法已成為時代的印記,但也有不少見解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值得我們反覆深思,甚至作為邁向新世紀的參考。以下幾點,是筆者想特別提出來的:

    第一,是歷史科和地理科互相配合的問題。史地教育本為一體,可是在現代香港的學校教育中,史、地兩科的關係越來越疏,已經不只是學科本身的損失那麼簡單了。藉著上述這批文章,希望可以重新思考這兩科在資訊時代教育中相輔相成的關係,發揮史地教育應有的巨大功能。

    第二,是歷史教育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的延續性問題。幾篇有關小學歷史教學的文章,固然可以作為初中歷史教學的參考,不過最大的意義,是清楚說明了歷史教育適宜從小學開始。現時香港的小學課程,雖然提到幾個歷史人物,但缺乏完整的歷史教育,必須及早改善。在中學裏,初中還好一些,中四至中七只有文科學生才會選修歷史,其實也談不上全面而普及的歷史教育。外國的大學生,不論專攻甚麼科系,很少不學點本國史的,在香港卻完全相反。歷史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學科,是認識人性和養成人格的基礎,只有在不注重「人」的教育制度下,才把歷史教育局限於最低限度。

    第三,是歷史教育應受注重和不斷更新的問題。人類社會從遠古以來就不停地演進,二十世紀的急劇發展更是前所未有的,知識既是長期積累而成,同時也要不斷更新。探討——整理——再探討,是提升學問層次的梯階,學者若能對前人的成果多加注意和借助,自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史學界重視歷史研究而忽略歷史教育,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影響史學發展的地步。不待二十一世紀來臨,資訊時代早已開步,社會各界都大力支持資訊科技教育,但對其方向和內容卻感茫然。歷史研究原是人類社會最大的資訊系統,又有多少人認識得到?與其等待別人去發現,不如由史學界本身努力做起!

    總之,歷史教育的提倡,歷史知識的整理,歷史教材的編製,還有歷史科與資訊科技的配合問題,以及歷史學在現代社會如何發揮其效用等,是史學教研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1 參閱王雲五〈景印教育雜誌舊刊全部序〉,見《教育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影印本)卷
  首。

2 參閱《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1938年條及1941年條。

3 《教育雜誌》第16卷第2號(1924年2月)。

4 同上。

5 《教育雜誌》第22卷第12號(1930年12月)。

6 《教育雜誌》第28卷第2號(1938年2月)。

7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8 同上。

9 《教育雜誌》第7卷第2號(1915年2月15日)。按:天民可能是余天民。

10 《教育雜誌》第10卷第1號(1918年1月)。

11 《教育雜誌》第17卷第2號(l925年2月)。

12 《教育雜誌》第17卷第3號(1925年3月)。

13 《教育雜誌》第30卷第6號(1940年6月)。

14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15 《教育雜誌》第12卷第l0號(1920年10月)。

16 《教育雜誌》第14卷第4號(1922年4月)。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教育雜誌》第26卷第1號(1936年1月)。

20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21 同上。

22 《教育雜誌》第30卷第8號(1940年8月)。

23 《教育雜誌》第31卷第2號(1941年2月)。

24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25 同上。

26 同上。

27 《教育雜誌》第13卷第8號(1921年8月)。

28 《教育雜誌》第20卷第1號(1928年1月)。

29 《教育雜誌》第27卷第2號(1937年2月)。

30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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