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歷史與教育
李季谷的〈抗戰建國中的歷史教育〉，申論歷史與民族復興的關係，教育者不認識歷史價值之危險，過去歷史教育之失敗，今日歷史教育應注意之點，以及歷史教材與人物等等。22
趙曾玨的〈歷史與國民教育〉，指出「歷史的含義與教育的主張是根本吻合的，因此，歷史一課，在近今教育上，佔著最主要的地位。」接著說明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有密切關係，研究任何社會科學的人都應該研究歷史，就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和一般國民，都應該熟悉歷史。因此「研究歷史」實在是國民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種基本訓練，我們提倡讀歷史的理由有下列四點：（1）歷史可以了解民族演進，發揮民族精神，促成民族復興；（2）讀歷史可以認識人生的意義與價值；（3）讀歷史可以改進人類社會生活；（4）讀歷史可以提高國民國文水準。作者希望史學家、文學家一致奮起，「建立中國新的正確精審的歷史」；更希望有志於研究歷史的青年努力邁進，共同完成此「立言」不朽的偉業。23
陳立夫的〈要為創造歷史而講歷史寫歷史〉，是在中等學校史地教員講習會的講詞，此文首先指出講習會的意義：第一，是要知道史地之所以成為專門學問的本因；第二，是要知道中國歷史的特色；第三，是要知道歷史是最富於實驗性的科學；還有，是要知道一國的國民必須理解本國的歷史地理，始能激發愛國的熱忱。「我們為了將來，纔愛護過去，所以歷史者非為過去，乃為將來。……大家不懂利用歷史的長處，最為可惜。」所以陳氏希望教師「從史地方面教青年立志，創造未來。並希望一方面研究教學方法，一方面寫史地教材。這是建國的偉業，要大家努力纔能完成。」24
繆鳳林的〈民族主義的歷史教育〉25，反映了在當時國內、國外的非常環境下，歷史教育的一些問題。此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明白到，在講求尊重客觀事實的歷史教育中提倡民族主義，必須恰如其份，逾度的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論調，是何等危險的事。錢穆的〈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26，為了增強中國人在動盪時代的自信，而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提出迴護的看法，其中若干論點是值得商榷的。錢氏被一些學者稱為「圓古派」，於此文可見端倪。
總的來說，在抗戰期間寫成的幾篇文章，尤其是陳立夫、繆鳳林、錢穆三人的著作，都流露了強烈的政治傾向。在半個世紀以後的今日，視之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教育史的材料是較為適合的。
此外，楊賢江的〈近代史的設計教學法〉27，于化龍的〈新聞紙在中學歷史科中之地位〉28，都是根據美國的著作譯出；張伯謹的〈地理與歷史科的新動向〉29，則取材於日本；〈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一年來工作情形〉30，記錄了1941年間與史地教育有關的事項。這些文章，都可以作為研究民國時期歷史教育的參考資料。
五、總結和開創
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以新方法、新觀點對中國歷史進行新的研究，當自梁啟超發表《新史學》（1902年），批判封建史學、倡導史學革命開始。梁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其後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亦由商務印書館於1933年首次刊行。上述的著作，奠定了以民族文化為本位的中國新史學的基礎。
與此同時，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美國魯濱生（J. H. Robinson）著、何炳松譯《新史學》，此後又譯介了不少西方的歷史哲學和史法方法專著，把西方的新史學引入中國學界；另一方面，1924年又有李大釗（守常）《史學要論》的出版，此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特別是史學理論的建立有開創性的意義。換句話說，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的三大新史學流派，其初的發展都與商務印書館有關。
商務印書館在歷史教育方面的參與和貢獻，更是眾所周知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4-1906年），是最早採用章節體並以進化論觀點敘述中國歷史的新式教科書；他如陳慶年編《增訂中國歷史教科書》、呂思勉編《本國史》和顧頡剛、王鍾麒編《本國史》等等，都有相當的影響。
不過，中國的史學界一向不重視歷史教育，對歷史教育和教學方法的探討，更付闕如。鄭鶴聲的《中學歷史教學法》（南京：正中書局，1936年），似乎是二十世紀前期這方面唯一的著作。除此之外，刊載在《教育雜誌》上的二十多篇文章，相信是最能反映有關研究和討論進程的材料了。
經歷了大半個世紀，隨著環境的變遷，有的看法已成為時代的印記，但也有不少見解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值得我們反覆深思，甚至作為邁向新世紀的參考。以下幾點，是筆者想特別提出來的：
第一，是歷史科和地理科互相配合的問題。史地教育本為一體，可是在現代香港的學校教育中，史、地兩科的關係越來越疏，已經不只是學科本身的損失那麼簡單了。藉著上述這批文章，希望可以重新思考這兩科在資訊時代教育中相輔相成的關係，發揮史地教育應有的巨大功能。
第二，是歷史教育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的延續性問題。幾篇有關小學歷史教學的文章，固然可以作為初中歷史教學的參考，不過最大的意義，是清楚說明了歷史教育適宜從小學開始。現時香港的小學課程，雖然提到幾個歷史人物，但缺乏完整的歷史教育，必須及早改善。在中學裏，初中還好一些，中四至中七只有文科學生才會選修歷史，其實也談不上全面而普及的歷史教育。外國的大學生，不論專攻甚麼科系，很少不學點本國史的，在香港卻完全相反。歷史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學科，是認識人性和養成人格的基礎，只有在不注重「人」的教育制度下，才把歷史教育局限於最低限度。
第三，是歷史教育應受注重和不斷更新的問題。人類社會從遠古以來就不停地演進，二十世紀的急劇發展更是前所未有的，知識既是長期積累而成，同時也要不斷更新。探討——整理——再探討，是提升學問層次的梯階，學者若能對前人的成果多加注意和借助，自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史學界重視歷史研究而忽略歷史教育，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影響史學發展的地步。不待二十一世紀來臨，資訊時代早已開步，社會各界都大力支持資訊科技教育，但對其方向和內容卻感茫然。歷史研究原是人類社會最大的資訊系統，又有多少人認識得到？與其等待別人去發現，不如由史學界本身努力做起！
總之，歷史教育的提倡，歷史知識的整理，歷史教材的編製，還有歷史科與資訊科技的配合問題，以及歷史學在現代社會如何發揮其效用等，是史學教研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1 參閱王雲五〈景印教育雜誌舊刊全部序〉，見《教育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影印本）卷
首。
2 參閱《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1938年條及1941年條。
3 《教育雜誌》第16卷第2號（1924年2月）。
4 同上。
5 《教育雜誌》第22卷第12號（1930年12月）。
6 《教育雜誌》第28卷第2號（1938年2月）。
7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8 同上。
9 《教育雜誌》第7卷第2號（1915年2月15日）。按：天民可能是余天民。
10 《教育雜誌》第10卷第1號（1918年1月）。
11 《教育雜誌》第17卷第2號（l925年2月）。
12 《教育雜誌》第17卷第3號（1925年3月）。
13 《教育雜誌》第30卷第6號（1940年6月）。
14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15 《教育雜誌》第12卷第l0號（1920年10月）。
16 《教育雜誌》第14卷第4號（1922年4月）。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教育雜誌》第26卷第1號（1936年1月）。
20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21 同上。
22 《教育雜誌》第30卷第8號（1940年8月）。
23 《教育雜誌》第31卷第2號（1941年2月）。
24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25 同上。
26 同上。
27 《教育雜誌》第13卷第8號（1921年8月）。
28 《教育雜誌》第20卷第1號（1928年1月）。
29 《教育雜誌》第27卷第2號（1937年2月）。
30 《教育雜誌》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歷史教育特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