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无封建　吏有封建

　　问：您在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谈到了近世中国历史关键点的问题，您认为中国历史的关键点都有哪些？

　　韩毓海：历史的实质就在于变化，而只有抓住历史变化的关键点，方能透悉历史规律——即变化之所以然。

　　考察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整个汉代乃至古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上层贵族与基层豪族之间的争斗，而国家只有抓住了盐和铁这两个最大的社会财富，才能调停贵族与豪族两大集团之间的纷争，如此也才有能力保持社会的稳定。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前进的目标，就是摧毁贵族制，并代之以国家官僚制，因此，从九品官人制到科举制的发展，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关键点。唐代最大的问题已不再是贵族作乱的问题，而是“军阀”和“兵乱”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边疆握有兵权的少数民族节度使与中原地区的文官官僚制之间的矛盾问题，唐玄宗以佣兵制代替府兵制，这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宋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期，是中国史从中古进入到近世的转折期。其关节有二：其一，长期威胁中国社会稳定、造成中国内部战乱不休的文贵族和武贵族势力基本被荡平了，社会精英力量一变而成为通过科举而依附于皇权国家的士大夫阶级；其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国内、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力量、商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有了根本性的上升，从而形成了一个皇权国家直接面对市民社会的近世结构。

　　那么，中国近世的问题何在呢？一，相对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文贵族和武贵族而言，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阶级的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是大为受限的，其作为更是与旧贵族阶级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固然没有造反和篡夺的能力，但是，治国理政的能力相对也比较差。同时，宋以后，无论文官还是武将，都有频繁的调任和调防，从而形成了所谓“官无封建”的制度，说白了也就是士大夫阶级、官僚阶级无能。二，由于官员的治理能力差，并受到许多的限制，所以就不得不将基层财政、司法、税收等事务交由吏代为处理。胥吏并不是国家正式官员（宋代称为“流外”），其收入只能从承包基层事务中的强取豪夺获得，这就形成了“吏有封建”的制度。所谓“吏有封建”，也就是胥吏盘踞地方，土豪劣绅是社会腐败的总根子。而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实质就是：一方面是士大夫阶级的官僚集团“无能”，而另一方面吏则是“腐败”的渊薮，这是近世中国政治的最大痼疾。

　　因此，无论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市易”、“青苗”之法，还是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核心都在于“考官治吏”。所谓“考（核）官（员）”当然旨在提高官员的执政能力，而治吏的核心，则在于动用国家财政手段，来改革和取缔“役法”，同时力图动用国家财政资源削弱土豪放高利贷的能力，节制资本掠夺。为什么如此？一方面当然因为吏是从役法中产生出来的，从基层事务由民间事务员轮流担任的“役法”中，方才产生了吏这个阶层。而另一方面，则在于进入近世，经济的、市场的和资本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吏这个阶层不必“掌握武装”，只要“掌握钱粮”、掌握资本就可以支配社会，因此，治吏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不能奏效，必须依靠国家财政手段才能与吏对抗。

　　进入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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