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00年以降，是世界史的大转折时期，其标志，就是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体制在西方的兴起。这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韩毓海： 1500年之后，被后来的斯密和康德所深恶痛绝的战争国债制度就在地中海地区发生出来了。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向国家间战争所放债务而获得的巨额利息，是资本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

　　具体说，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之间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催生了地中海地区现代银行家阶级的发生与国家战争债券的诞生，这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欧洲兴起的标志。于是资本主义体制在欧洲滥觞于地中海地区，崛起于荷兰，成熟于英国。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是通过漫长而血腥的宗教战争，从宗教帝国中演化而来。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著名的说法：国家是从宗教黑暗的王国，逐步走向现实的金钱王国，从天上走向了人间，而其核心，则是围绕着战争动员而建立起来的全民征税制度，随之赋予纳税人以相应权力的制度，国家以税收为抵押发行信用、借贷的制度，这三者可以说是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创制。

　　尽管10世纪的宋代中国的贸易活动就是世界性的，尽管元代和明代进一步从陆地、海洋方向扩大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市场，尽管利用煤炭冶炼的技术早在汉代的冶铁、宋代的磁州窑中已经成熟，一句话——尽管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世界生产、贸易和市场的核心，但是，中国所代表的16世纪的发展道路，不会产生出全面征税、纳税人权利均等，特别是战争国债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只有在持续的危机和战争状态中才能产生，在持续的和平时期它就不太可能产生。而明清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财政税收统一，没有实现国家货币的发行，没有产生发行货币和信用的金融体制。可见，中国并不是一般地没有财富，而是没有以国家财政金融机制把全社会凝聚起来的手段，这是清王朝终于被英国击败的基本原因。

　　问：一般认为，50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衰败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吏治”，但根源则在“官制”，即士大夫阶层。所谓“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世风难”。您怎么看？

　　韩毓海：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可能有违世俗或者“士风”。我常常想起柳宗元《封建论》中的一个说法，他说自秦以来，中国政治之缺失，在“政”而不在“制”，意思是说，缺失并不在郡县大一统“制度”，而在“行政”和“理政”能力。包括秦始皇在内，他的错误也不在完成国家统一和实行郡县制度，而在于他的“苛政”和劳役“政策”失当。中国在唐宋之间削平了文武贵族势力，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和战乱，这种消灭文武贵族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应该说没有贵族特权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对照来看，1500年以降的欧洲之所以战乱不止，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推翻了教士和教皇，但没有真正推翻贵族，相反，贵族和商人的结合，才产生了军商合一的军国主义体制。不过，话说回来，唐宋以降的中国制度，其长处虽然在于维持长期的和平统一，而代贵族和豪族而起的近世士大夫官僚阶级却是一个在军事、财政、司法上充分无能的阶级。中国不像欧洲那样500年来充满战乱，由200个国家打成今天的二十几个国家，而是实现了数百年长期的和平，这当然是一种进步。而反过来与欧洲相比，近世王朝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无能，行政上的“无为”——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

　　就今天来说，我们也不能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利润最大化，而根本上说并不是鼓励生产和市场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