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您具体谈一下中国向近世转变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

　　韩毓海：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发生在公元10世纪左右，即唐宋之间，这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唐宋之变”。观察这一转变，有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交通，因为交通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或者说，与通货和商品的流通关系最为密切。其次，它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密切，交通的要害往往是文化交往和行政权力集中的地方。

　　中古中国交通的要害在西部，核心是长安，长安除了具有关中之富，更重要的是有七条大路通向世界。而由中古向近世变化，首先表现为交通更依赖于运河，北宋把首都建立在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城市开封（只是在元代取直之后，运河才不再经过开封），南宋依然把首都定在运河南端的杭州，而元、明、清都把首都定在运河北端的北京。可以说，中国的近世，是一个以运河交通为核心的时代。

　　第二，从经济上说，从唐代中期开始，民避徭役，逃亡渐多，而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如此，国家就不能再依赖于土地税了，于是，国家主要只能是靠盐的专卖来支持税收。到了宋代，田赋还占不到国家税收的一半，另外一多半来自盐利、工商税和关税，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当然就不能说是农业经济占主体了。明代开始了田赋纳银，正统元年（1436）江南官田折纳“金花银”，这意味着国有土地第一次变成了货币资本，皇家也由大地主变成了大土地资本家，如此货币经济就很普及了。而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大的都市开封、扬州、杭州在运河边形成，分工扩大，技术发展。

　　第三，从政治上说，中古时代的社会精英是贵族郡望，即所谓的“旧时王谢”。五代十国的战乱消灭了中国的贵族士族，宋代的社会精英主要是从都市的土地资本家和商人中产生的，他们不是靠门第和郡望，而是靠经济实力支持的读书考试获得地位的，这种地位是不能世袭的，这就是所谓的士大夫阶级代替了贵族士族成为社会的精英。

　　第四，从文化上说，中古（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是一个佛教鼎盛的时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儒家的主要工作是注经，中古时代儒家文化是以《五经》为核心的，因此，中古时代有经师、经生，无文人。宋代士大夫的主体性增加，他们不重经书，而是重发表自己对于经书的议论，近世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以议论性的《四书》为核心，王夫之的《宋论》，就批评宋代是一个太重议论的时代，结果是大敌当前，朝中却久议不决。

“漫长的16世纪”模式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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