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500年（1350－1850）之间，所谓中国之先进，是和平发展、重视生产与贸易，而西方之先进，是平等税收体制和国家信用制度之先进，是战争动员机制之先进。19世纪中叶，中国由最先进变成最落后，根源并不在市场、生产和贸易，而是财政金融体制的落后，以及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的缺乏，而后者不过是前者在政治上的表现。中国的治理能力低下问题是长期历史造成的，汉唐以来，中国一直追求最小的治理成本，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这特别表现为中国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于是税收和财政一片混乱，国家也就很穷而没有能力，吏反而很阔气，官的腐败来源也是吏。一盘散沙、腐败，就是这么造成的。

　　隋唐科举以来，国家选拔官员采用考试制度，讲究起点平等，但是关键还在于考什么。正如王安石、张居正都指出过的，士大夫所学者，科举制所考者，其实都是与治国理政的本领毫无关系的内容。而且，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士大夫阶级，他们主要来自运河沿线特别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资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区，中国所谓的舆论，主要是被他们掌握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反对一切国家税收政策，反对国家以发行法定货币取代白银的政策，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申报财产，而白银相对于纸币尽管不利于流通，但有利于窖藏，便于成为其读书上进的资本。既然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科举）制度所学者，无非记诵课试文章，与“天下国家之用”无涉，而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吏其实也就是黑社会。

　　可见，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所描述的“职业政治家”、“有机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以君主和贵族为服务对象，也不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而且——他们也没有服务于上述四种力量的能力和职业操守，他们只是附着于各个势力之上的“皮毛”，实质仅仅为自身谋利益而已。——于是（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一旦这样一个不以君主和国家为服务对象、又如此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的阶级垄断权力，那么，所谓国家能力、国家效率非但完全谈不上，甚至国家实行什么好的制度也都不能持续。——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讲政治、缺乏治理能力，即使制度再好也没有用。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政治伦理、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政治家队伍，即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国家公务员队伍。而要造成这样的力量、这样的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做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政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张思德、雷锋、白求恩、焦裕禄身上所具备、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为正是500年的历史兴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非有这样“政治的自觉”、非有如此政治的伦理，就不能提升国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国家之信用，更无从完成中国的现代复兴大业。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