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认为明清衰亡可以作为中国历史的拐点。为什么？

　　韩毓海：我认为：明清的衰亡，不仅仅是两个王朝的衰亡，而是一种发展道路的衰亡。这种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失败，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历史学界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的终结，漫长的19世纪的开始。

　　什么是“漫长的16世纪”的发展模式呢？简单地说，它把社会理解为为自然秩序所支配的，国家和政府的目标就是顺应自然秩序，而不去干预它，国家不应该干涉市场和自由贸易，甚至不应以财政和货币的手段去调控社会，而是把维持社会安定、避免战乱、把“无为”当作政治和治理的根本目标，同时主张通过贸易和商业的方式来化解战争和冲突。这种学说的代表，在西方就是“重农主义”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就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货殖论。

　　在漫长的16世纪（1368－1850，约500年），中国就代表着上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例如，明代对蒙古，清代对俄国，都采用的是以大规模的跨国、国际贸易代替战争的交往模式。总起来说，明清经济不但不落后于当时的世界，而且是当时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据研究，乾隆时代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今天美国的比例。因此，中国近世的发展模式，曾经对整个世界都有示范作用。

　　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中国比整个欧洲的生产能力都强，比整个欧洲都富，他把当时中国、也就是宋明清的治理经验视为西方学习的楷模。斯密的学说是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政策的理论化，而杜尔阁的政策，则来自于法国社会对于中国宋明王朝“无为”的治国理念的理想化。所以，如果把斯密那一套拿来描述中国近世王朝，恰恰是合拍的。

　　但是，随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19世纪以降的欧洲历史，完全没有按照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而是按照他讨厌的那个人——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方向发展。马尔萨斯反对以贸易代替战争，相反，他主张用战争消灭人口。与斯密不同，马尔萨斯认为生产、贸易和市场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不打仗，不消灭人口，供给就永远赶不上需求。在19世纪，欧洲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并不是生产、贸易和市场，而是由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所决定的供需关系，其经济学的真正代表是马尔萨斯，并不是斯密。

　　问：您在书中说：“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主权。”怎么理解？

　　韩毓海：第一，一个惯常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即中国自1434年完成最后一次发现世界的大航海之后，从此就陷入到闭关自守的自我封闭之中，直到1840年被西方的枪炮打开了大门，才被迫开放。应该说这种说法彻头彻尾的错误，必须得到纠正。1434年后中国不但没有退出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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