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能说中国话，与精通中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周作人谦称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这可是很高的标准。我不反对学英语，只是主张加强母语教育。在写《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这篇文章时，我谈及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这一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消磨掉了。校长看了报纸，很感动，说可以从头来，但我知道不太可能。电脑让我们远离了书法，数据库让我们远离了记诵，专业课则让我们远离了语文。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不在意这种基础中的基础。其实，越是基础的，很可能越重要，就像空气和水。单就文化传承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文”，都相当于空气与水。至于教授教没教好，学生学没学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在2009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人忧虑今天的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您怎么看这种普遍的焦虑？您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力量和高度？
陈平原：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大起大落，有的作品甚至成为政治运动的前奏或导火索，这不正常。今天的中国文学，逐渐远离聚光灯，这没什么不好。所谓“风光不再”，就看参照系了，还想靠一篇小说或一首诗名扬天下，吃一辈子，那是不太可能了。有那么多人在阅读，在品鉴，在思考，这就够了。真正热爱文学，有很好的艺术品位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
1942年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作题为《短篇小说》的演讲，开篇不谈“短篇小说”的定义、原则、技法、风格等，而是断言短篇小说的“光荣”已经成为过去。在作家沈从文看来，正因为短篇小说“无出路”，才显得“有希望”：“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借用这句话，目前中国文学的不太热闹，逼迫作家们在边缘处探索，让中国作家在相对冷清的状态中生活、思考、创作，未尝不是好事。热衷于名利场中打滚或整天面对摄影机的，注定写不出好作品。至于当代中国文学能达到什么高度，我不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说不清楚，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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