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句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既反对闭门读书，也反对盲目干政，如何理解这句话，就看你在什么语境中引说。强调大学乃“研究学理的机关”，是蔡先生的一贯主张，并非应付舆论压力的权宜之计。对于学生因政治热情高涨而放弃学业，蔡元培其实是忧心忡忡的。现在有些文章说蔡校长支持乃至鼓动“学潮”，那是不合适的。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专门撰写《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就是刻意表彰蔡校长的学术眼光。

　　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次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研究、歌谣研究、风俗调查、明清档案整理、方言调查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在这一现代学术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无论人员还是研究方向，中文系都是唱主角的。

　　这个研究所的创设，凸显了北大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以及“仿佛有点迂阔似的”的“北大的学风”。谈及北大中文百年的精神遗产，除了人所共知的文人轶事与家国情怀，我认为还应该突出学术上的进取与贡献。

　　中国青年报：从前的荣耀似乎也给今天的师生带来巨大压力，北大中文系的很多人都在问“下一个百年，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些什么？”您有压力吗？

　　陈平原：对于北大中文人来说，压力确实很大。做得好，人家说那是应该的；稍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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