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著作或论文被译介出去,在国外学界流通,这样的例子也有,但只是作为“地方性知识”被引用,根本不能跟中国人阅读德里达、萨义德、哈贝马斯的热情相提并论。这有赖于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实力的大力提升,但也与当前中国学术的实际水平有关。
2006年,我和十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合作,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了英文杂志《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在《主编寄语》中,我谈及:“选择若干近年中国学者所撰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等学科的专业论文,将其译成英文,奉献给西方学界,既可帮助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学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同行的工作,在良莠不齐的大量论著中,迅速发现潜在的对话者;又可为那些并非专门从事中国研究、无法阅读中文的海外学者,提供若干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想象。此举表面的理由是,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最新进展;而潜在的动因则是,‘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即便就像鲁迅说的,把范围缩小,就谈‘文艺之业’,我们也都渴望着与世界各国学者对话。”五年工作下来,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好论文并非遍地都是。“同志仍须努力”,没有理由过分膨胀,也别一味嘲讽人家“霸权”。
英语六级八级的,不一定比不懂英语的人更有国际视野
中国青年报:汉语与中文已延续五千年。能否谈谈在当前商业社会,当代语言文学如何继往开来?
陈平原:在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学和古文献三足鼎立,不可或缺。最近二十年,“汉语热”在很多国外大学蔓延,形势一片大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修汉语课的学生很多,选择中国文学作为专业的,却依旧寥寥——有的大学甚至不增反减。这反映一种大趋势:中国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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