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对各大学、各院系影响不一,有造成严重伤害的,也有因此大大获益的。北大中文系呢,虽然杨振声、冯文炳等教授被调出去,但吸收了不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把王力领导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连锅端过来了,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
你问“哪段历史最令人神往”,我更愿意谈谈上世纪80年代。一方面,我对那段历史有切身体会;另一方面,那十年的北大中文系,就精神风貌及学术成绩而言,是前两个“关键时刻”(指新文化运动和院系调整——编者注)的结合。
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跟那时的整个中国学界一样,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有精神、有共识,意气风发,没多少琐碎的利益纠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也有激烈争论,但很真诚;理论资源有限,学术功力不深,但很执著。我曾经说过:“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80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当然,这跟那时学科界线不明晰、学术评估不严格也大有关系。那时候,你可以特立独行,坚守民间学术立场,不太理会官府决策以及商家利益。现在,教授和学生比那时富裕多了,聪明多了,著述也多多了,但精神状态不行。这么说,有怀旧的意味,但绝非危言耸听——起码对于“人文学”来说是如此。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一次学术转型,舞台上挑大梁唱主角的,由“人文学”变成了“社会科学”。现行的这套政府强力主导、以项目申请和学科评估推动的学术制度,对社会科学家或许还行,但对人文学者绝对不利。崇尚独立自由、擅长单打独斗的北大中文系师生,就精神气质而言,与80年代更为契合。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北大中文系过去100年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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