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中文系师生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俞平伯诗“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说的就是当年引领风骚的《新潮》、《国故》和《国民》这三个刊物的主要编辑，都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这样的“光荣”可遇而不可求。也正因此，后人很容易指责当前的北大中文系师生不如前辈有出息。这没办法，也没必要辩解。

　　我想说的是：第一，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大学风气，北大中文系自然不例外；第二，今日中国大学，无论教授还是学生，趣味及立场都已分化，不能强求“介入社会”；第三，为纪念百年系庆，北大中文系学生制作文化衫，正面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学生们投票决定的，系主任并没引导或干涉。这当然只是表明“志趣”，能不能实现，还得看现实条件是否允许，还有当事人是否足够努力。

　　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尽管高速发展，但向世界输出的主要还是“中国制造”，很难输出价值观和文化。对此，您怎么看？中文系的师生在这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平原：在我们设想中，北大中文系在学术界的位置是“立足国内，沟通两岸三地，背靠东亚，面向欧美”。不满足于在国内学界引领风骚，还希望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地位。借助举办国际会议及学术讲座、外出讲学或互相访问等，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有更多直面欧美主流学界的能力与机会。另外，还有我们引以为傲的留学生教育(目前北大中文系在读学生中，留学生所占比例是23%%)。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打消大家的疑虑——我们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文化输出？我只能这么说，相比文化输入，实在是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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