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的学问究竟有无价值，他的写作纰漏是否构成抄袭，肯定也必须成为一种巨大的争议议题，将其轻易化约成诸多“学术腐败”之一例，或简单解读为无数“政治斗争”之一种，只能将讨论推入无解的死角。

　　而唐骏的造假与成功，看似之间并无绝对联系。考虑到唐骏的前雇主比尔·盖茨大学未毕业，在微软的前任吴士宏也只是护士自学成才，唐骏的学历造假，恐怕只能算他在中国社会变身成功导师与人生榜样的一贴催化剂，足见“洋学历”是中国式成功人物的配方里何等重要的一味主药。

　　一般而言，舆论总是支持个人与体制的抗争，尤其偏才怪才受到“一刀切”规则的限制之时。但在孙见坤特招事件中，很多人认为比起照顾“天才”，规则更重要。

　　对于以上诸事，乐观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规则意识正在成熟，较之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是否弱势等因素，公众更相信规则一以贯之，人人平等。我则认为，中国各界，尤其是从前被视为信誉成本最高的学术界、商界，遭遇到了空前的诚信危机。

　　正是因为对这些高端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伦理规范失去信任，媒体、公众才更愿意相信字词的比较、文凭的真伪乃至分数的多少，这些看上去无可置疑的量化标准，而且将这些标准放大成唯一的、全面的评判法则。换句话说，整个社会只相信“常识”，不相信“专业”。就连冯小刚导演，也敢在失手金马奖后大声嚷嚷：电影好坏没有标准，票房高低是唯一的标准。

　　一向讲求诚信的学术界与商界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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