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我给报纸写过大量的文章，大概从1980年就开始了。 1988年5月12日那天，《人民日报》理论版和《光明日报》理论版同时刊登了我的两篇理论文章。当天有位朋友开玩笑说，“你想占领北京的理论界吗？ ”

　　解放周末：您切身经历了大众传媒这几十年来的巨变，您认为这种变化对学术大众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俞吾金：影响可说是极为深刻的。举例说吧，假如我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算《复旦学报》每期发行3000份，每份有10个人阅读，那就只有3万个人看过这篇论文。与此不同的是，假如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演讲，全世界可能同时有1亿人在收看。受众数量上的巨大差别表明，新闻传播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参与了这样的变化，经历了这种变化带来的触动，这是当代学者之幸。

　　解放周末：这种“幸”同时也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在以往的时代里，学术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等级秩序，学术居于教育和启蒙的主导地位。而在当今社会，大众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阔、便捷，学术与大众之间的等级界限似乎已经模糊，对此您怎么看？

　　俞吾金：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感觉到，现在两者之间呈现出了一种相互渗透、互相学习的新型关系。在这样的时代，公众可以自我表达，但公众的自我表达往往是不充分的，仍然需要专家的“指点”和“建议”，他们会比以往更加热切期盼学术话语的通俗易懂和明白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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