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晚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搞过一次小型讨论。那次王博也参加了。主题是“道家之中西问题”。那次讨论对于我个人的最大收获是，关于“中国路径”问题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而成为“中西问题”。问题的提出方式，昭示思想的时代特质。较之古代，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为不断深化我们关于自我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系。我们要借助文化的“他者”，去寻找“古者”。如果没有这个“他者”，我们的国学研究只能按照自身的运思方向去演进；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为自己的思想史寻找“主词”；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向自己如此尖锐地提问：中国人是谁，中国人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促使我们的思考不断前行的真正推手是持续至今的新世纪“国学热”。几年来，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我们和海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进行过交流。我们发现，虽然学科与专业背景相异，视角与着眼点各有不同，却殊途同归，都在思考与“中国路径”相关的问题。这让我们由衷地感受到“国学热”所蕴含的时代感召力。当然，对于这个共同的“时代主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称谓。我们称之为“中国路径”；亦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等。大家共同的学术取向在于，以西学作为稳定的参照系，利用传世文献与新的考古发现，展开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质，从根本上解构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为在中西比较背景下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文明史提供“主词”。
今天晚上，我们将聆听各位对“中国路径”相关问题的高端思考，同时，还要请各位学者就这个栏目究竟怎么办发表高见。
杨华：首先我代表“中国路径”主办方之一——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欢迎和感谢各位参加今晚的讨论。“中国路径”这个词最早是由侯外庐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针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路径。可是我们现在谈“中国路径”，不仅仅是局限于侯先生关注的时段，应该是上古社会、中古社会和近古社会一起考虑，梳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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