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因为侯先生比较看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国路径的话，就不光是仅仅研究土地制度，还要包括它的文化、思想、宗教、伦理，从综合角度来看文明发展的情况。

    第三，梁漱溟先生对此问题早已经有所觉察。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讲人类文明有欧洲的路子、印度的路子、中国的路子。我要强调，梁先生的特点是放在“路向”上。“道路”是指实际走过的全过程，“路向”则是指道路的方向在哪。以梁漱溟的经验来看，在讨论几大文明的路子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怎么走过来的，还要看它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迹”和“所以迹”的问题。梁先生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你往这走？中国文化是走的三种路向中的第二路向，第二路向就是注重调和适中，要人际关系和谐。我想这样的讨论，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

    第四，中国路径的讨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我们的关注应该在古代，这个古代一直到晚清。不管早期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路径路向和今天的发展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它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实施研究的领域。可能有些研究的动因是和今天的中国道路讨论挂钩的，但是我们具体做研究的时候，我是反对牵强地结合的。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地研究中国文明的道路和贡献。

    第五，在本栏目研究中所涉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地处理，既不能变成一个特殊论，也不能变成一个中心论。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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