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士人逐渐走向自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同时，士人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出现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如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就写道：“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谏官与宰相是直接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范仲淹也积极主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范仲淹全集》中，言“共理（治）天下”者至少有十处之多。

    为什么士大夫可以与天子“共治天下”呢？首先，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宋朝以军事政变得国，“天命”说也没有太大的市场。天子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

    其次，由于儒学的复兴，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是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沈括（1031-1095）《续笔谈》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正因为“道理最大”，所以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拾遗《近思录拾遗》）

    因此，宋代士人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左右天子谓之大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