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仁宗提拔范仲淹等人入朝、而原本有机会当枢密使的夏竦则改判亳州时，石介感到非常兴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改革派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出贬亳州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唆使家中婢女摹仿石介笔迹，篡改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等于污蔑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不安，请求出朝巡边。庆历四年（1044）六月、八月，范仲淹与富弼先后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宋仁宗态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忌讳朋党影响其专制统治。庆历四年四月，仁宗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长编》卷一四八）欧阳修则作《朋党论》上奏给仁宗，公然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二人所言皆为事实。其能直言不讳，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范仲淹等人互相往来，彼此支持，乃是出于公心，决非结党营私。正如韩琦祭范仲淹文中所说：“与公并命，参翊万枢。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指之为党，岂如是乎！”（《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但是，“朋党”乃天子的一大忌讳，欧阳修、范仲淹的直言忠告不但未能消除仁宗的疑虑，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庆历四年十一月，仁宗下诏诫励朋党，说什么“至治之世，不为朋党”，还不点名地批评范仲淹等“阴招贿赂，阳托荐贤”。于是，庆历五年（1045）正月，右正言钱明逸按照宰相章得象等人的旨意，攻击范仲淹、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长编》卷一五四）仁宗遂罢仲淹参知政事，出知  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朝中支持新政的杜衍被罢相，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改革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同时，新政的各类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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