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若认为:“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涑水记闻》卷六)而范仲淹认为:寇准“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杨文公(亿)写真赞》)范仲淹等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就把寇准为了“却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大忠”了。而范仲淹为官从政,敢言直谏,出将入相,敢做敢当,正是将“左右天子”视为“大忠”的。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范仲淹面对“夷狄骄盛、寇盗横炽”,正本清源进行改革的总纲领,也是他为官从政近三十年的总结。乾兴元年(1022),他即撰写了《上张右丞(知白)书》;天圣三年(1025),他曾向刘太后和仁宗上《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守母丧期间,他向宰相王曾等上《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3),他向宰相吕夷简上《上时相议制举书》,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另外,他还撰写了《任官惟贤材赋》、《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选任贤能论》等,在政治上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被擢为参知政事,他才得以将以往的建言总结、归纳、概括为《答手诏条陈十事》,付诸实施。“庆历新政”也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实践。
夭折的主因是仁宗始从终弃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迫不及待地督促范仲淹等人提出来的,开始他对改革大力支持,但是后来转变了态度,最终导致庆历新政的夭折。
宋仁宗之所以转变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官僚的反对。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必然触动许多官僚的既得利益。如“抑侥幸”、“明黜陟”,限制了恩荫补官和庸官的升迁;又如“择官长”,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这就必然引起许多官员的反对。庆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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