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国家、社会、世界，后面还有范围更大的，所有这些层面都是通的，我们不能在这个层面这样，换个层面又那样。相反，应该在所有层面贯通我们的基本立场：人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全面发展，是远比物质财富和能量重要得多的。人不是只活在当下的，过去和未来，至少和当下同等重要。社会更不能退化为只是一片名利场，人的全面发展，人和人的社会交往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宇宙的关系的全面改善，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所在。

    我又要说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责任在这些方面探索一条好的道路，当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郑：姑且把你说的这条道路叫做“第三条道路”吧，在你的脑子里，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

    王：这几年，我断断续续读了不少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也和人一起试着编一个现代思想的读本。现代早期，也就是十九世纪晚期到1930年代的那两代人，已经在处理这个我们今天仍然觉得难办的问题了。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现代思想，是从遭遇帝国主义压迫、不得不“西化”的历史节点上开始的。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起点，决定了那两代人不会以认同西方、“与世界接轨”为终点。一个被欺负的人，不会认同那种强者理当欺负弱者的逻辑。他们努力要把中国练得强壮起来，令别人不敢欺负，但他们不愿意中国再去欺负别人，而且还要把西方帝国主义确立的人可以欺负人的规矩给改掉！你要说“路线图”，那个时候的大量思想论述和社会实践，就是起点。在我们之前，绝非空无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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