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官，最多不过是一个在官府办理文案的胥吏。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注: 京都[日本京都]，京都[中国京都]]，再回来已经是1916年——一个新的时代了。随后，王国维和逊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1923年4月王国维以“海内硕学”的身份“入值南书房[注: 南书房 清代内廷机构。座落于紫禁城内月华门之南﹐旧为康熙帝读书处。康熙十六年(1677)始设﹐命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入值。]”，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前清的级别为文职五品。不过，这同样可以看作逊清为了收买人心[注: 收买人心 拼音： 解释： 指用金钱、感情等笼络人心。-shoumairenxin]所采取的务虚之举。不久，冯玉祥[注: 冯玉祥，安徽巢县人，原名基善，字焕章，中国近代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就派兵将溥仪赶出故宫。
显然，有限的接触，并不足以成为王国维“殉清”的理由。虽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自称“亡国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却必然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这场大变局中，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早在9年前，就有梁济自沉于北京积水潭的先例。而透过这些文化人自杀的现象，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社会现实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时代风气之先的文化人士，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巨大分裂。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1918年11月1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清晨，梁济孤寂地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和王国维的“自沉”不同的是，梁济在遗书中清楚的解释了自己此举的原因。耐人寻味的是，他表示自己自杀的首要原因是“殉清”。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首先写道：“竭诚致敬以告世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但是他马上又对此做了进一步说明，说自己因为身处清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因此，梁济自杀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实践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殉清”仅仅是这种实践的具体形式。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形式，梁济也做了说明。他说：“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存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根据此言，我们不妨把梁济的自杀看作是以“殉清”为名，行“殉义”之实。这也就是儒家思想[注: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