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先生从古代中国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不同路径中引伸出中国和西方国家[注: 西方国家 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国家划分有三个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若只考虑地理位置，英法美等处于西半球的国家可称为西方国家；若从文化背景上讲，]社会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化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是使农民变为商品[注: 商品流通企业外购或委托加工完成，验收入库用于销售的各种商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生产者，打破了自然经济而使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道路；中国则使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人身自由租佃者、自然经济解体缓慢而资本主义生长和发展得艰难的发展道路。侯先生指出：“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即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了活的。”（《韧的追求》第259页）。侯先生认为如同古代中国文明特殊路径一样，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所走的也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保守道[注: （一）官职名称 守道，清朝地方官制中官职名称。清初，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参议，驻守在某一地方，称为守道。又按察使下设副使、佥事等，可去分巡某一地方，称为巡道。]路。最主要是受封建专制超常的稳定性的拖累，封建解体缓慢，表现出中国近代文明的难产。

    难产不等于中国社会不能现代化，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或者说不具有走向近代化的内在机制，换言之，难产并不像有的学者以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惟有走西方的道路，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似乎即是西化。侯先生上述论断表明，难产只是指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遇到障碍和困难较多，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实现近代化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中国社会近代化是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注: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1567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45年（1521年5月27日－1567年1月23日），年号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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