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时间上看孔子立志作《春秋》，是在“为鲁司寇”碰壁之时，即在鲁定公[注: 鲁定公，即姬宋，为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是鲁国第二十五任君主。他为鲁昭公儿子，承袭鲁昭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15年。-ludinggong]十年至十四年间，时年五十至五十五岁。由于政治主张行不通，决定著史明志。随即历游卫，陈、曹、宋、郑、楚、蔡等国，直至鲁哀公十年才返鲁，历时十四裁。此后到去世的六，七年，是孔子的集中著述期。这样看来，孔子作《春秋》，从酝酿，搜集史料到著述成书，前后长达二十年以上时间，而非如许多人所说去世前两年才开始执笔。

(二)孔子作《春秋》，有明确的创作宗旨：“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索隐”案：“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这就否定了所谓通过“一字之褒贬”阐发“微言大义”的说法，排除了孔子修“春秋经”的可能。而众所周知，“春秋传’正是以史实释“经’著称，披露了大量被“经”所隐而不书的史实，这与“见于当时所因之事”的说法正相吻合。    

(三)从体例规模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则内容之繁富，亦非“经”可比。总之，孔子作“春秋”，历时数十载，内容“深切著明”，是“借史见志”之书，决非“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从孔子的生平看，他久有借史以立世垂名之志：“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  (《孔子世家》)。他曾广泛地收集各国史料。“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太史公的一再称述中，透露了孔子熟读各国“记”的侧影。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世家》)“信而好古”的孔子深感文献不足，故从退位于鲁司寇，立志作史之初，即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游历，亲赴异国蛮邦，广征史料。

在此之前，孔子十七岁时，听到异域来鲁的郯子谙熟古史，谈少皞帝以鸟命官之事，立即“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信然。”孔子后来赴齐、宋、郑、卫、陈、蔡、楚等国，目的正在征集史料遗闻。他二度过陈，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盘桓达六年之久。司马迁说他“厄陈蔡而作《春秋》”，说明孔子游历目的是作史，而非干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楚国之行，对他写“春秋”影响颇大。楚国尽管地处南蛮，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中，不止一次有周朝官员带图籍流亡到楚。《论语》记载，周衰时，“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微子》十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奔楚。”孔子赴楚，正是在此之后二十年。楚国在春秋时文化典籍十分丰富，《国语·楚语》中申叔时论傅太子，就提到“教之《春秋》、”《世》、《诗》、《故志》，《训典》等书。《左传》鲁昭公十二年亦提到左史倚相善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楚国典籍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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