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然有其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拼音化的提法现在已经被完全否决了；简化字的推广虽有助于文字普及，但又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陆民众对传统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的陌生和疏离。如今，我们正极力在全球设立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学院，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恰好说明儒学仍“有裨于全世界”。再考虑这一批知识份子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饱读传统经典，又曾游学欧美，其对中西文化价值和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自有其深透之处。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们不甘违背良知而随世浮沉。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一九三五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同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之六亦云：“强为儿女又英雄，殉道殉情事两空。”据何兆武先生回忆：“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回忆吴雨僧师片断》，《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具体一点，则应指中西古代文化。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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