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深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对陈寅恪“高抗之气节”的赞赏，更见于1961年8月30日和31日日记。1959年10月31日日记则云：“‘应制诗’乃顾亭林所断不肯作，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黄晦闻师与碧柳所断不肯作，宓不得已而偶作。”陈寅恪在面临政治压力时那种“壁立千仞”的态度，令他联想到了顾亭林。故在1962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说：“并世师友名贤中，独陈寅恪兄为能‘不降[注: 简介不降，生卒年不详，泄子。泄病死后继位。在位48年，病死，葬于安邑附近。不降是夏朝第十一任国王。泄的儿子，孔甲的父亲。]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之气概节操，弥可敬已!”对于自己，他的评价是：“宓初亦有志（学顾亭林），但自知甚明：宓只能学梅村。……宓十六年来之行事与心情，固处处不异梅村也！”（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30页。）
四
吴宓自幼秉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为准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他重义轻利不斤斤于金钱，对人坦诚真率而拒绝奸诈伪饰，做事勤勉尽责而反对敷衍马虎，勇于自省并苛于自待，这都使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格格[注: 格格原为满语的译音，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姑娘之意。在满语中原来是对女性的一般对称。而在汉语中出现时则大多：一是清朝贵胄之家女儿的称谓，二是皇帝和亲王妾室的称谓。]不入，甚至迂腐可笑。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管上个世纪初如陈寅恪、吴宓等所持的文化立场如何，但那部分知识份子身上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确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态度虽然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前，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绝不可取的。吴宓对文字改革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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