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读《顾亭林集》。”7月20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1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3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5日：“读《顾亭林集》。”7月26日：“读《顾亭林集》。”这与他前面所讲的“至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当日读完以后，作者曾写了《读顾亭林诗集》七律二首，该诗题注云：“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华作。时卢沟桥变起已半月。”当月28日，北京抗战即开始。所以，吴宓真正开始认真阅读顾亭林诗，是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从文化救亡的目的出发，试图寻求一种立身行事的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他对中国文化所持有的自信和认同。他说：“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以诗而论，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空轩诗话》之四十，《吴宓诗话》，第239页）在吴宓看来，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文化亡则中国亡。很显然，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朋友的一番谈话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他对中国的未来做了深入的文化思考。当日的日记中说：
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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