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秉着这样一种信念，他对当时有人倡导的以汉语拼音化为方向的文字改革，极力痛斥，他说：“甚至如最近破灭汉字、斵丧国魂之种种所谓文字改革运动，亦以‘国难’为根据，为理由。岂不可愤可伤哉！”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54年3月24日的日记中，他记道：“新华书店观书，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报告，大旨决定废汉字、用拼音，但宜稳慎进行云云。索然气尽，惟祈宓速死，勿及见此事!”1955年3月5日则云：“晚萧瑞华来，宓与谈中国文字之优卓，胜过西文之处。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宣布通行简字，并以拉丁化拼音为最后之目标，则汉字亡，中国文化全亡，已成事实。今后更无挽救之机会，曷胜痛心!”结果反对简化字，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因为这种为文化守护的责任感，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加剧，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日趋升级，让吴宓有了一种触处皆误的忧疑和愤懑。所以他不禁感慨“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难”（《叠前韵寄稚荃》，1950年11月作，见《吴宓诗集》第454页）。1955年12月2日，他更是愤懑地写道：“往者宓希慕顾亭林，欲留播中国文化种子；今惟求速死耳……”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开展，吴宓的这种危机感更加深重，本年的6月9日，他写了七律《殉文一首》，前两联云：“殉文有志愧前贤，淟涊余生尚苟全。为圣者徒何所悔，谓他人母最堪怜。”（《吴宓诗集》，第499页）以此来鼓励自己，同时也表明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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