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本书是一本文学领域的著作，就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本书和胡适的书完全不一样，胡适的书只写了上卷，他后来一直说要写下卷，但一直没有写出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郭绍虞这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被认为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他从二十年代写起，一直到1947年出齐，上下卷一共七十五万字，他做了非常绵密、细致的文献的搜集和考辨工作。所以至今人们仍然认为它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他在写作上同样有与梁启超和胡适相似的思想背景，宽泛的说，是同一种文明论优劣论的背景。在这本书里，郭绍虞试图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来处理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他的这本书也是以进化论作为基本线索，他把中国文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演进期，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注: 朝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立，国号宋。此后160 多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史上总称为南朝。]；第二是复古期，即隋唐，第三是完成期，从宋到晚清。为什么他会把隋唐说成是复古期呢？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在逐步的自觉，到了隋唐，无论是当时的新乐府运动还是古文运动，它的整个潮流是重新强调政教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这就是复辟，是一股逆流，是应该否定的。他的这种历史评价的根据是从哪儿来的呢？也是从近代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那种审美独立、审美超越利害的理论那里来的。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十年代以后，人们改用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线索。文革以后，又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所谓政教中心主义与审美中心主义的对立看作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流行的所谓载道和言志的对立，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人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而且发展到最新的阶段，出现了更加荒谬的结果，比如前几年国内文学理论界有一场很热烈的讨论，叫做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呢？原因是人们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学理论术语都是从西方来的，没有中国的话语，这就造成了中国在国际理论对话里的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到中国古代文论里去寻找，但找来的东西又是用不得的，它不适合我们现在国际对话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现代转换。我觉得这个“现代转换”很有意思，比如他们说“意境”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术语，那么就把西方的什么“形象思维”啊，什么“接受美学”啊等等，都把它“注入”进去，他们用的叫“注入”，像打针一样打到里头去，打到里头去以后它就变了，就转换了。虽然还是叫“意境”，但它已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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