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现代的东西，也就是西方的东西，这样就国际化了，就可以接轨了。在这场讨论中人们争辩的焦点是古代的东西是否可能转换成现代的东西，但是却很少有人对这种转换本身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转换是对的，应该转换，不转换怎么拿来用呢？实际上这背后仍然是一种文明优劣论，就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论不行，我们必须要用现代西方的理论来对它“点石成金”“脱胎换骨”，最后它才能够进入国际符号的生产和流通体系。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没有谁意识到它的背后竟然是同一种文明优劣论，这种文明优劣论从五四以后逐步构成了我们现代历史叙事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我记得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聊天，他说特别羡慕五四那一代人，那一代人真是得天独厚，拿个锄头走到田里去，随便找个地方开垦，就可以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现在没办法，都只能跟在他们后面走，当时我也说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生找个博士论文选题多么难。而那时候，比如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是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改写的，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一下子就暴得大名，所以说他们那一代人确实是幸运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是轻率的，在他们所谓的“幸”里也有“不幸”。他们的历史功绩里可能也包含着重大的迷误，他们当然是我们现代学术道路的开拓者，但他们开拓的这条道路并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应该对他们的选择进行深刻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就应该从文明优劣论和殖民史学的问题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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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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