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立场，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道”，是我们正是苦苦求索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决不可取。我认为应该以人的生物性为起点，以人的生命活动为主线，设计和规划中国环境史研究。这既是基于环境问题的本质，亦是基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现实，同时又是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环境史应当回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将不同时代人类与其生存空间中诸多环境因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作为观察、研究的主线，注重揭示这种生态关系历史演变的轨迹，亦由此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这可能是环境史研究的应取路径。
夏明方：以任何单一标准来衡量某种研究的学科归属，最终都可能将生态史这门方兴未艾的学问逼入绝境。姑且假定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核心理念，则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些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探讨，或者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的环境史，是否就该打入另册？为避免这样的紧箍咒，我们不妨采用一些相对宽泛的表述，如“生态学意识”，抑或“生态话语”、“环境话语”等。尤其是在生态史勃然初兴的当下中国学界，更需要倾听更多的声音，需要更加多样的生态话语来竞争，只有通过这样的竞争，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健康的学术生态，进而推动学术本身的发展。或许，通过这样的“话语竞争”，越来越多的学者就能逐步意识到各自视野的局限，从而寻找新的解释路径。
在我看来，这样的路径，就是从后现代主义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从教条式的唯物史观走向辩证的生态史观，或者说“生态辩证法”。“物”作为一种封闭、孤立和不变的实在已经如马克思所说的烟消云散了，而实在又在这样一种永恒流动的过程中得以显现，这一过程又脱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纠结，称之为“生态辩证法”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就此而论，我倒是倾向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说法，只是这里的“生态”，应是人与自然之间无远弗届的关系，而非单纯的“自然”。
侯深：认识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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