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深：目前生态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不足表现在“跨”上的不足——跨学科的不足与跨文化、跨国界的不足。这并非是对其强调的不足，而是在研究上的匮缺。除了极少数生态史家，大部分学者无力横跨两种文化的鸿沟[注: 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战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开始兴建。修成后,经过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依然各自为战。窃以为中国生态史学者亟需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行真正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第二、分享中国的生态传统与环境记忆，使其成为全球生态演化过程的有机部分；第三、拓展跨国界的比较与交流研究，从而反思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在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下产生的生态史研究，绝非仅仅是现实的婢仆。它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历史学的窠臼，使史学研究视野得到革命性的拓展，令历史研究的图景更为丰满、完整、真实，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历史学研究的现实关照，使这门学科不致在学科内部相互批评与鼓吹中不断窄化、萎缩。

    夏明方：当前中国生态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之势，也潜藏着令人不安的隐忧。这一原本要求跨越各种界限、具有无限张力的学术话语，无形之中似乎又被各种各样人为设置的界限分割得支离破碎了。同时，它面临三种窄化的倾向。第一种窄化表现在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其次是对自然本身所做的界分。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应当集中在对“第二自然”，即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之上，事实上，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维度，我们都不应当将另一部分自然及其变迁摒绝在生态史的研究之外。约束生态史视野的第三种表现，就是在声称对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场进行超越时，无视这种对立状态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倾向于将这样一个新兴领域称之为生态史，而非环境史，就在于我们对各个学科历史化与生态化的强调，对变化、时间、相依共存、共同演化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强调，这是一个生态意义上的历史，也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生态，两者合二为一，弥漫在整个人与自然其余部分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争论与对话的中心，这才是生态学精神的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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