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出的理论、名词、观点，包括自然科学本身都是一种文化，它们传递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与历史的信息。历史学者可以使自然科学者阅读从前时代的科学思想以及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对之发生的影响，也可以使他们用更具历史感的眼光审视在科学不甚昌明的时代，人类所创造的古老智慧与本地知识，从而对自身的时代与思想进行内省与检验。第三，虽然现代环境危机是由自然科学者发现并在进行研究的，但是他们却无法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何今天这个星球处于这样的危机当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历史学者的技能与训练[注: 训练 training 为了胜任指定的工作和完成分配给系统的任务所要求学习的程度。(防务采办术语-98)-xunlian]，对文化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去进行检索、分析与解释。惟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以一种更为全面深刻的方式回应今天日渐复杂的环境问题。
兰思登：我是一位历史学者，而我的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学位是环境科学。我一直在询问面对生态与社会的激进变化时，什么是环境史学者能做而科学家与社会史学者难为的？我希望我们所做的是一种翻译：以一种能够帮助这两个群体理解这种正在被澄明的复杂关系的语言，告诉生态学家有关文化的变迁，而告诉其他历史学者有关生态的变迁。如果我们不了解可能不同于我们的生态未来的生态过去，我们又如何在适当的位置上负责任地生存呢？
夏明方：环境史从不，也不应拒斥其他学科的介入。它是人类共同的学问，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确认环境史的范式转型作用。当然，对于新生事物，历史学的反应总是显得有些笨拙和迟钝，但这样的事物一旦为历史学所接受，必将形成其最坚实的基础。如柯林武德[注: 武德（618年五月—626年十二月）是唐高祖的年号，也是唐朝的第一个年号。-wude]所言，一个人除非理解历史，否则就不能理解自然科学，也不能回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自然的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处，环境史、人类学、地理[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学，乃至其他自然、社会科学，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去沟通，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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