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孔子刚刚回到鲁国，国内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当政者即决意施行“田赋”，赋税额度比原来“丘赋”多一倍。季康子派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指丘赋）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天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次年初，鲁国即开征“田赋”。（《左传》哀公十一、十二年）

    冉有不但不听从劝诫，反而帮助季孙氏暴敛民财，这使孔子十分愤慨。《论语·先进篇》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离娄上》亦记孟子说：“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礼记·大学》征引了鲁国贤大夫孟献子一句十分深刻的话“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臣”即贪官污吏，“聚敛之臣”把国家推向人民的对立面，较之“盗臣”，对于政权的危害性更为严重。

    冉有的政治才干最为优秀，位居孔门四科“政事”之首，在周游列国期间，一直陪侍孔子。哀公三年，鲁国特意召请冉有委以重任（《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深望他能劝谏当政者施行仁政。孔子也正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才得以返回鲁国。可是，他令孔子大失所望，这迫使孔子决意再度出游。

    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所游历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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