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李希凡应该对他所谓给《文艺报》的信和给葛懋春信的“打架”之处给以老老实实的解答，尤其对自己写过的那句“既然编委会需要”等作出解释，这样才能以理服天下人。但李希凡可好，不但不对人们关心的那些疑点释疑解惑，竟然在两个回合之后表示，对于他自己亲手所写之信，“除非葛懋春亲属拿出我信的原件，我将不予采信”。这着实令人吃惊。

    2011年9月21日到今年4月下旬，《中华读书报》先后连续用四个半版的篇幅，刊载了王学典与李希凡两位先生（徐按：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一律不再加“先生”二字，所涉及到的人均直呼其名）有关《红楼梦研究》 大批判缘起的长篇争论文章。其间，作为一个对于这一问题的爱好者，我参与了讨论。在我看来，不管李希凡如何辩驳，改变不了王学典扎实严谨的考证结论，我只是对王学典的论据作了若干补充而已。我以为，这场公案的讨论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最近孙伟科又拾起了这一话题，做出了一篇《“缘起”何需再“揭秘”——1954年红学运动再评述》文章（《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12日）。在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篇文章后，感到很失望。

    孙伟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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