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不管孙伟科叙述上如何矛盾，但文章的标题是《“缘起”何需再“揭秘”》嘛，作者显然认为，李希凡的回忆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王学典是多此一举。这一看法与李希凡答辩王学典的文章的辩解如出一辙。李希凡在针对王学典对他的回忆的质疑时说：“若按王学典这种逻辑，世界上就无史可言了，且谁都别写回忆录了，反正基本上都是‘无法坐实’的”，并谴责王学典说：“一个历史学者怎么荒谬到如此地步！”

    如果历史当事人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那还要历史这门学科干嘛？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对此，我在文章中对李希凡这种说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单凭口述回忆没有文献材料佐证，口述回忆材料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补充，对于还原历史作用不像文献材料那样大。这一条，大概是搞历史研究的人都遵循的规则；另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口述（或回忆）不如传记，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或文献）”。这道理不用多费笔墨，大家都知[注: 都知是宋代宦官官名。-douzhi]道。但李先生对此倒有些糊涂。我认为，李先生大概是激于义愤而忘记了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回忆录都“无法坐实”，要坐实只有靠文献史料来印证。这一点，对大学问家李先生来说，只要稍微地冷静一点，就可以明白，自己这样说是太不冷静了。

    我认为，我的这段话同样可以对孙伟科说。

    第四，孙伟科说，“王学典文章表面看来置疑的是一封信有无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对那场思想文化运动闹剧化之后，进而否定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我把王学典的文章又重新读了一遍，怎么也看不出孙伟科这一结论是从哪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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