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还指出了“学”的目的是“明善”。这尤其是现代对于学习的理解当中所缺乏的，也是把“学”仅仅理解为“学什么”所无法达到的。柏拉图就提出过“德性是否可教”（其实也就是“德性是否可学”）的问题，而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把德行规定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来解决这一难题。《论语》首章之“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柏拉图——苏格拉底[注: 苏格拉底（Σωκρ?τη?)；英译：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难题的回答。当然，孔夫子所说的完成自己跟后来宋儒所理解的复性说还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于“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不在于找出一个先天的或者说天赋的设定，而在于“学”能够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把我们带向何处。人就在“学”中不断地完成他自己。

    原始儒家一直是如此来理解“学”。《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后止也。”“学”是“数”和“义”，这已是“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另一种说法了。数为义之载体，义为数之灵魂，二者不可偏废，缺数则义为游魂，缺义则数为僵尸。

    朱子又说：“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哂之。然则士本于学，而学必读书，固孔门之遗法也。”朱子看到了夫子反对空疏之学，但他过度解释了夫子之意。子路的说法和象山非常接近，这种说法推到极端，固然会产生种种弊端，可是也非毫无道理。夫子所哂者，非子路之言一无是处，而是担心子路从此束书不观，得小遗大。若使夫子得闻朱子之言，亦必哂之无疑。柴愚参鲁，师过商不及，夫子皆以中庸裁断之，岂可因夫子之批评而尽弃“仿效”之一途乎！朱子尊“道问学”太过，将置“尊德性”于何地？

    要完整地理解“学”的含义，绝不能忽视“时习”。“习”其实和“效”有相同含义。习的本义是“鸟教飞也”。鸟在天上自由自在飞翔的意象，跟人通过“学”“习”的过程最终想要达到的境界，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 

    对应于“学”，“习”也有两个含义，一是复习（传统文献），二是演习。但用这些词来翻译“习”都不太合适。成为人的行动不是诸如“学什么”的行为，“学什么”意味着泛观博览、博闻强识，可“学而时习之”却直指人的有限性存在。“学”与“习”的目的都是成为有德性的人，而德性绝不可能像知识那般传授、获取、保存和积累，它以一种迥异于知识的形式而存在和获得，要靠一生的生命行动来保持，这种方式就是“时习”。

    钱穆把古人关于时的理解一网打尽，并分门别类：“此有三说。一指年岁言。古人六岁始学识字，七八岁教以日常简单礼节，十岁教书写计算，十三岁教歌诗舞蹈，此指年为时。二指季节言。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秋冬学书礼射猎，此指季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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