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情态”。正是在情绪之中，此在被带到它作为“此”的存在面前，“此之在”在“它存在着”之中以情绪的方式展开。怕之何所怕总是一个世内的、从一定场所而来的、在近处临近的、有害的存在者。但畏不同，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一个世内存在者，它完全不确定，此时没有任何东西对此在构成威胁，某种意义上，畏之所畏乃是无，也就是世界本身。海德格尔把怕规定为存在者生存的层次上的情绪，而畏却是存在论生存论层次上的情绪，怕和畏之间有亲缘关系。确切地说，畏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情绪，我们因为畏才怕，畏之所畏关乎此在存在的根本，而怕是由于此在首先处于沉沦状态、此在想要逃避自身，畏则恰恰要把我们带到自身面前，争取自由。（关于畏与怕的现象学分析，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三十、四十节。）
“乐本身”的地位相当于“畏”，而“乐什么”则相当于“怕”。“乐本身”真正可乐的是我们的生存，我们和道之间的关联，我们通过“学而时习之”以及朋从往来而追求的东西，让我们面对各种状况安之若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东西。理解这些，我们才能理解儒家文化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乐观”态度，以及一代一代志士仁人何以可能为了践仁履义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这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三句话，我们之所以把它判定为孔门学规，是因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个最基本的维度：这就是“学”。
“学”统贯这三句，统贯《论语》这本书，统贯孔子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境界，统贯全部儒学思想。
在儒家看来，“学”是人的基本规定，它既是人成为人的过程，又是此过程所指向的人性的最高的目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学，小人不学。学之所学，并不是人顺从自己的生命欲望去做事，学习各种技能与技巧。在儒家看来，这种“学”跟人类自身的德性、跟人类自身的尊严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活在“学什么”的牢笼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学的讨论就不是认识论的话题，而是伦理学的事务。
“朋”却关涉政治。“子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儒家提倡德政，而其前提一定是“德友”，也就是有德性者相互砥砺，共同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伟大的政治奠定基础。
但是，任何君子可以进德修业，日夜不倦，终身无殆，却可能终老山野，不能干政以竟其志，成其功。君子并不因此而息影山林，忘情于尘世，也不会自觉无所事事，而怨天尤人。在这种境遇下，君子依然故我，不求闻达，勤于修身，“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安时处顺，与天消息。在这里本来可能产生的“政治”和“哲学”之间的斗争销遁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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