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一词的诞生

　　经过进一步的资料查阅和实地考察，廉思发现国外没有出现大学毕业生聚居现象，而国内除了北京之外，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都有“聚居村”存在，若要深入了解他们必须组织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才能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由于第二次调查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第一次，廉思决定成立课题组，招募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他对前来应征的人说的很直接：“跟我干肯定没钱也没名，凭的就是社会责任感和研究兴趣。”

　　2008年8月8日，借着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汇集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15人课题组正式成立了，廉思担任组长，研究题目是《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在人文社科领域，社会调查是最花钱的。偏偏这一年廉思申报的课题没有获得批准，调研纯属个人行为，经费成了大难题。人大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告诉他：你要把这个项目做下来，仅仅北京地区的调研没有15万绝不可能！做一份问卷的成本最少要200元，包括人工费、礼品费、交通费、误餐费等等；北京地区至少要 500份以上的样本量才有意义，还不包括后期研究需要支付的录音整理费、数据录入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拿着恩师资助的3万元启动资金，廉思和课题组成员们立即投入到环环相衔的工作流程中。很快3万元花光了，家人又支持了4万元，最终课题组仅花费7万多元，完成了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七个“聚居村”的563份调查问卷的样本量。

　　当时课题组一位成员看了一本名叫《蚁呓》的书，讲蚂蚁的生活状态，很多话和他们调查的人群非常相像，比如“我很卑微但我不卑贱”、“弱小的强者”等等，于是他们决定用“蚁族”这个名词替代“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廉思没料到，“蚁族”这个名词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网上很多人发帖“我是蚁族我报到”，还有网友写下：“只要一个人青春过奋斗过就不会不为蚁族的故事感动，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蚁族。”

　　◆采访手记

　　蚁族热

　　廉思说话很快，随着“蚁族”热度的上升，他已成为各类媒体竞相拜访的对象。他似乎想用最短的时间表述最多的记忆、感慨和思考，当然是关于“蚁族”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蚁族，而不是我廉思。”

　　《蚁族》出版后，很多80后的父母给他发邮件、打电话、网上留言。家长们告诉廉思是《蚁族》让他们知道了远在外地的孩子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个家长说，怪不得儿子坚持不让他去住处看一眼；有个妈妈给我留言，她看了两天一直在哭，作为一个母亲，她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无力。外地一个父辈的朋友，看了当地报纸对蚁族的报道，打电话来问我：你帮我判断判断，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蚁族？”

　　聚焦难免带来一些尴尬。廉思随电视台去唐家岭拍摄，有蚁族接受采访时说，不知道是该感谢廉思还是该责怪廉思，因为他们看见报纸报道，唐家岭有兴建白领公寓的计划。“如果‘白宫’(蚁族口中的白领公寓)建起来了，他们负担不起房租的话，就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搬。”这名蚁族不认识廉思，也不知道他就站在旁边。

　　课题组受邀去人大、北大讲座，一些天之骄子反问廉思：蚁族跟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吗？那里面有多少北大、人大的毕业生？

　　“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自诩为‘社会精英’。什么是精英？精英应该负有关注社会、关怀弱势群体的责任感。你享受的权利越多，你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真正的精英应当是‘心为平民，行为精英’”。

　　其实有些蚁族聚居村离北大人大并不远，然而它们之间却竖立着一堵隐形、坚硬的墙。要打破这些墙，让蚁族的青春奋斗不再默默无语，廉思的路还只是刚刚启程。不久，全国范围的调研即将展开，上海团队已经从同济、复旦、上海交大招募了四五十人，廉思等核心成员马上开赴当地。

　　“每个城市的聚居村形态都不尽相同。上海是群租房，在中低档小区里，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能打出20个隔间住20个人。广州则是城中村，紧邻高档住宅的旁边。”

　　无论他们处于城市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在发出自己的轻吟与呼喊，你会不会去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