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大师的出身、民族、人生经历各异，却怀有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怀——把自己的艺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她(他)们接受的都是西方芭蕾、现代舞教育，却不囿于老师的窠臼，追求“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以独树一帜的舞风各领风骚。新中国成立后，他(她)们自觉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并以极大的热忱献身舞蹈教育，使相比于美术、音乐教育，起步较晚的舞蹈教育起点较高，大师们崇高的艺术信念和卓越成就，是百年舞蹈里程中的一座丰碑。

　　正是基于上述的各种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抢救遗产、深入生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得以在舞蹈领域迅速开花结果。虽然在发展历程中，不乏曲折与落差，但是具有社会主义文化属性的中国舞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风景独特的“民族民间舞蹈”

　　中国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内涵宏大——包含着多层次的概念。西方学者较少将“民族、民间”舞相提并论。他们的“民族舞”(ETHNICDANCE)是人类学概念，意指为不同种群、部族所拥有的舞种；而“民间舞”(FOLKDANCE)则泛指与民俗相伴的群众自娱性舞蹈。基本上都被视为“下里巴人”——与舞台艺术不相干。至于牛津大词典称“民族舞”“N ATIO N AL DAN CE”，窃以为是宽泛的“民族”——具有国家意味的概念。如：波兰舞、西班牙舞、日本舞等等。中国是多民族大国，与“NATIONNALDANCE”相对应的应是“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语)中华民族舞蹈的整体概念。

　　当代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包含：各个民族在民间流传着的“原生形态”舞蹈；以及艺术家根据不同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提炼加工、创作的舞台艺术品。对原生形态的民族舞蹈，我们强调“源头性——辨其本真的优质基因、整体性——含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舞台艺术品，则倡导在艺术家的个性化创造中体现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总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在其生成环境、文化渊源、时代背景，政令倡导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

　　由于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先进文化理念的引领，以及大师们身传言教的示范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时至今日，舞台精品中涌现的民族舞蹈层出不穷！几乎各个民族都有其代表性作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国家形象”的象征意义。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不同时代的审美特征。与50年代崇尚自然、和谐之美，贴近生活本色的民族舞创作风格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的舞蹈编导，在寻求突破中张显主体意识，其作品更具专业技艺性和视觉冲击力，民族舞蹈创作的题材、体裁、形态样式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不过，举凡具有长久、广泛影响力的优秀作品，都须凸显民族文化品格，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气息并独具艺术匠心。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提炼民族舞蹈的实践经验曾给予我们重要的启迪；亚非拉、阿拉伯诸国也有不少民族舞蹈佳作。但民族舞蹈创作长盛不衰，并与以科学化传承为己任的民族舞教学和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共同发展——形成主流，无疑是中国舞蹈独特的风景。

　　具有“复兴”“再造”意义的“当代中国古典舞”

　　我们在“中国古典舞”前冠以“当代”，有特定的含义——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轨迹相关。傅雷先生曾精辟地阐释过：“‘古典’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在一定文化圈内或在世界规模内从古至今的历史中继续保持着恒久的生命力，‘古典’意义的最高境界是在其价值观念方面追求‘经典’意义，也就是追求历史地位上的独特性及现代意义上的魅力经久性。”(《傅雷谈音乐》)所以，“古典舞”不同于“古代舞”，它是“历史流传”通过“当代选择”体现其传统文化价值的舞种。

　　与世界各国的“古典舞”(C LASSIC LE DAN C E)相比较，我们当下所称谓的“中国古典舞”，既不同于“芭蕾”，自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具有严格规范和程式——含语言体系、训练方法的舞种，有国际统一(“世界规模内”)的认定标准;也不像我们的一些近邻，如：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各自保存着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的经典舞目和固有的古典舞学体系、学派。至于“印度古典舞”，以婆罗多、卡塔克、卡塔卡利、曼尼普里、奥迪西、库吉普迪等为代表的六大学派，业已形成严格、精致的表演、训练体系。探究其发展过程，虽也出现某种“衰微”与“复兴”，如：婆罗多舞的提炼始于16、17世纪，英国统治初期也曾衰落，20世纪初在其代表人物的推动下开始复苏(详见江东所著《印度舞蹈通史》)，但又与中国艺术舞蹈自宋以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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