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

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说：

　　上述对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谈到了“穷”的问题（《穷达以时》），谈到了“不我行”即不为天下任用的问题（《唐虞之道》的任贤），谈到原因是“不必信”（《忠信之道》），谈到了君子要自修其道（《穷达以时》、《唐虞之道》）。

　　《史记》上述记载的内容是孔子与几个主要门徒的对话，但孔子应该不只是个别安抚这几个门徒领袖，他应该还对一般门徒发表一般性的言论，来制止这场危机。这些就是我们所谓言论三篇。

实际上，《论语·卫灵公》的四段与《史记》的记载相同而简略，其第一段：

（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是叙背景。而第二段

（２）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与《史记》第二段、《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一样，是讲“穷”的问题，讲不知贤不尊贤的问题。

其第三段：

（３）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就是特别强调舜的不己治（而以贤人治理），就是《唐虞之道》特别崇舜的原因。《唐虞之道》特别注重舜，实际上是舜的小传而尧只是陪衬，而且文中并未提到舜禅让，而只讲他用贤人来治理（这几点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作了重点论述），与《论语·卫灵公》完全一致。

　　其第四段：

（４）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则是孔子在陈蔡专门答非所问地用《忠信之道》的忠信来回答（忠信与子张问的“周游之法”联系太牵强。而且我怀疑子张问的是“德行”，就是由刚才孔子自己以“德”来回答“君子”“穷”的问题引发而来的）。

而在上述《论语·卫灵公》四段之后，还有第五段：

（５）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这一段话与《史记》的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所举的古人不同，很明显是孔子对自己到处跑，特别是现在离开陈国去楚国，因而引起灾厄的解释说明，是回答弟子们的愤怒质问的。由此可证上述《论语·卫灵公》五段是同一时同一地的语录，与《史记》所记同事。

（四）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记述了孔子在陈蔡之间的故事，孔子在这里所发表的言论的要点也都见于《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论语·卫灵公》与《史记》记述的孔子的话都不完全，侧重不同，甚至叙事也有出入，而《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三篇最为完全，因为这是在孔子的各代门徒中流传的。但它们太完全了，一定经过了多年的加工修正，甚至也有可能是各代门徒将孔子的简单的意思不断敷衍成文。

我们认为《论语·卫灵公》、《史记》所记，与《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性质有很大关系。《论语·卫灵公》、《史记》所记都是孔子分别与几个门徒讲“穷”、“德”、“知贤”、“忠信”的问题，如果这几个门徒领袖分别传达，则别人记下来的必然也分作几篇不同的文字。所以《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不可能汇成同一篇。这从侧面证明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三篇与孔子陈蔡言论的关系。

因此，《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内容是孔子的意思，但成文可能经过几个传话者、记录的门徒、后代的门徒等的加工发挥。由于《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不完全，我们不能肯定孔子在现场讲的话比《论语·卫灵公》与《史记》记录的多多少，是否已经覆盖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全部内容。我们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中认为它覆盖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两篇有太强的崇古意识（《楚简孔子论说辨证》Ｐ６６一文），至少在当时的传说中它们是与孔子的原话关系极其密切的。

（五）

要说《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孔子在陈蔡之间的思想甚至言论，最好的论证是将其全部内容在《论语·卫灵公》与《史记》中找到，但因为《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是语录性质，这一点是作不到的（同理，不能因《论语》中不见《穷达以时》的话就认为《穷达以时》不是孔子的话。《穷达以时》等三篇与《论语》的关系在上面分析中正好看出来：《论语》是简约记言，取其结论和精华）。

次一等的方法就是将这三篇系连，然后证明其思想及语句与孔子在陈蔡之间的言论相关。这是我们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中所作的（见P8和P66两文）。

其实还有一种旁证方法。

我们现在认为《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相关的一组，则只要证明其中一群主要句子是孔子在陈蔡之间的言论，就可以在逻辑上认定它们整体上是陈蔡之间的言论了。

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在本篇中阐明的，“是故古之所以行乎蠻貊者，如此也”一句就是孔子在陈蔡对子张说的话，它可以证明《忠信之道》以及《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都是陈蔡之间的言论的一个更繁的版本。

其次的证据是李学勤、刘乐贤等先生找到的（见下引文），将《穷达以时》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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