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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学的接受与北魏皇族的文学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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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1:3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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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云：古书凡“解经者皆谓之传”。书传，史书一般指经传或包括经学著作在内的著作、典籍。《后汉书·杨震附子秉传》云：“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后汉书·寒朗传》云：“寒朗，字伯奇，……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元昌，世祖子临淮王谭之孙。《魏书》本传云：“昌，字法显。好文学，居 父母丧，哀号孺慕，悲感行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北魏皇族文学兴起较晚，“是从孝文帝朝才开始的，特别是迁洛之后才有的”。而正如上文所言，此时北魏皇族经学已经盛行。因此，北魏皇族文士，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深为经学熏染，基本都有过习经的经历，有的甚至还获得了较高的经学修为：
元志，太祖伯祖烈帝玄孙河间公齐之孙，“字猛略。少清辩强干，历览书传，颇有文才。”(《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
元或，元昌子，字文若，“少有才学，……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魏书·元或传》)
元修义，世祖子景穆皇帝孙，“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魏书·元修义传》)
元澄，世祖子景穆皇帝孙，“音韵道雅，……以文见美”，常受命赋诗。经学修为较高，高祖迁洛之前，曾“亲习皇宗”，迁洛之后，拓跋氏“方隆礼教，宗室之范”，遂“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魏书·元澄传》)
元顺，任城王元澄子，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儒士陈丰，十六岁通《杜氏春秋》。有诗、赋、表、颂数十篇。(《魏书·元顺传》)
元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为景穆孙中山王英子，与弟诱、略等具受学于儒士刘兰。(《魏书·元熙传》)
元延明，文成帝孙，袭父安丰王猛爵，博极群书，兼有文藻，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与中山王熙弟临淮王或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具有较高的经学修养，曾受诏与当世硕儒崔光共定服制。(《魏书·元延明传》)
元勰，高祖弟，受封彭城王。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魏书·元勰传》)
元愉，高祖子，受封京兆王，好文章，颇著诗赋，曾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魏书·元愉传》)
元怿，高祖子，受封清河王，幼而敏惠，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魏书·元怿传》)
等等。至于像高祖这样的“锐情文学"之士，本身就是推动拓跋氏发展经学教育的代表人物，其经学修为就更不用说了。
二、经学对北魏皇族文学创作的影响
北魏皇族对经学的接受，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诗言志”的说法最初见于《尚书》。《尚书·舜典》云：
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系伪托，约成于战国之世”。因此，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战国。但在战国之前，“诗言志”作为一种认识就已经出现了，《诗经》中的很多作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言志”之作。后来，儒家接受这一认识，并把它发展成儒家最基本的文艺思想。《庄子·天下》云：“邹鲁之士，捂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受这一思想影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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