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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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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2-05 14:00: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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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刘勰的理论在南北朝时代承续了“知人论世”的传统，并将其推向新的境界。
这种将“人”、“世”与作者审美精神世界相联并进而阐发作品的方法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极大。唐宋以来逐渐兴起的对作品本事的考究、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及至后来对各家的“立传”，批评史多无意将其列于其中。但如果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来看，由于现代意义的论文体匮乏，见解散见于各处，那么此类文章理应纳入批评关注的视野。它们或片断零星式、或袭用史书编年体例、或系统搜集整理与具体作品有关的作者行事(包括遗闻逸事)，诗人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等等。以上固然与中国史传传统相关。倘若深究而去，对作品本事和诗人生平事迹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为了品评诗文的需要。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自序中称该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读其诗，知其人”。宋代吕大防编撰杜甫年谱时在后记中说：“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正是意识到了“知人论世”在研读作品时的重要性，才直接导致品评诗文者对“人”、“世”研究追求周详与专精。因而其实质也是“知人论世”精神的实际运用和体现。至于在公认的诗话、词话及其他文学批评中，这种影响更为深远，直至近代王国维处还可窥见一斑。如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对屈原创作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关系作全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对诗人创作的影响，特别是王国维的分析也落实到诗人的审美精神和作品的审美特质上，可以说是对刘勰以来“知人论世”精神的最佳继承者。
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诸多批评话语、批评测度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细察之下，“知人论世”精神却不时闪现，譬如长期居于批评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固然可以从西方文论中发掘其来源，法国的丹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的确不容否认，但在茅盾的早期社会历史批评、闻一多的文化原型批评，还有著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著述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恐怕不能一笔抹杀。
尽管“知人论世”是作为一种批评精神或者元批评方法意义而存在。它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和发展，但究其实质，它的基本内涵还是非常明确的。一般可以从“知人”、“论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析。
“知人”即研究、了解、理解诗人或者说诗文作者。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艺术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
“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诗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的治乱，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
从文学一般性原理，“知人”涉及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也即创作主体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由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规定着作品因而对其人其事的研究成为理解作品不可或缺的环节。“论世”则关系四要素中的“世界”，是要研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的联系。根据现有文学理论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认可，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存在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如楚辞伟哗奇瑰之风格，受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放言恣肆的时风影响；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又与当时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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