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中起过重要作用，离开它的导引，唯一的文本研究可能无能为力。如鲁迅先生所言：“世界有所谓‘就事论事’的方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准确。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
　　因此，在理论选择上，不应拘泥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一元思维，而应将“知人论世”与作品本体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在批评实践中。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批评的出发点和主要立足点在文本，应从文本到作者或社会，而不是倒置过来，这恐怕是“知人论世”遵循文学规律，尽可能避免偏差，在新时代中仍具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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