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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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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2-05 14:00: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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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角色，尽管现代批评中还可找到与这一原则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但“知人论世”并非批评的万能钥匙，它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尤其在20世纪，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不断兴起，更使它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
如果剔除掉文学批评史中将“知人论世”歪曲到极致，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之例，因为其实质已悖离了“知人论世”精神，不能将其过强加在“知人论世”头上。但即便如此，也无须遮掩“知人论世”说在文学批评中的有限性。
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或虚构的审美自足体，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生活实际情理。因而在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靠性，是实际操作中不能不思考的。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文本，其基本特性在于审美。如果在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中一味采用知人论世，则有可能越俎代庖，忽视文本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点，导致批评中审美感悟的严重匮乏。近20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渐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本身却难有新的突破。这一点为“知人论世”敲响了警钟。当然这并意味着“知人论世”传统是对文本的绝对排斥。问题关键在于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人”、“世”出发到文本，按韦勒克的说法，“知人论世”应属作品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研究可以为内部研究拓宽思路，提供参考，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凌驾于内部研究之上。
另外，20世纪以来现代批评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将文本提升到了批评的核心地位(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一改以往建立在“认识论”及“存在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观念。它们强调文学作品产生之后的独立价值，要求文学阐释以作品自身的语义、句法等内在依据为准，而不是诗人或社会等外在因素，甚至有意识将这些外部因素摒弃，如“让作者死去”就是这样一种批评背景下的产物。新批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意图说的谬误》中指出：“诗的意义是通过一首诗的语义和句法、通过我们对语言的普通知识、通过语法和词典，以及词典来源的全部文献达到的。”这些理论由于对作品本体研究的强化，进人对作品内部特点的精细研究和具体把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中国批评观念发生了强有力的冲击。而以“知人论世”为指导的批评，则往往可能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前，对其人其世已存在某些先在的理解，而在正式进人文本阐释过程时，读者可能放弃独特的审美感受以及文本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将这种以作者或社会的“理解前见”用以解读文本，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推理和独断定论，从而陷入类似新批评所指摘的“意图谬误”的黑洞。本应在文本阐释中处于次席的作者以及社会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本却沦为论证作者及社会的材料。这不是“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精神，加之“知人论世”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留有不少狭隘、荒谬之见，特别是一些政治化的扭曲，一度使“人”、“世”的阐释在批评中的价值遭至怀疑。
此外，随着接受美学的兴起和发挥影响，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学阐释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在作者的创作完成之后，还依赖于读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文学世界，往往超出作家当时所赋予作品的寓意，或者说作者说出什么已不重要，读者读出什么才是关键。当所谓作者的原本意义被彻底放逐后，“知人论世”的地位自然也相应面临动摇。
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往往具有“片面的深刻性”，无论是批评中的“知人论世”说还是“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亦不例外。如前所述，“知人论世”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尤其是诗歌解读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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