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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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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2-05 14:00: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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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密切相关。既然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助于解诗者了解时代和社会对其影响；而从这种影响中又可获得考察分析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途径，至少也会是对作品人幽探境的有力向导。如阮籍的《咏怀诗》，一向被认为隐晦难解，钟嵘一言概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不断有类似看法“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宋代颜延之《咏怀诗注》)倘若“知人论世”一番，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却难言的心境，有助于理解诗作中隐藏的深深的悲哀之情。正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因此“知人论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依据之上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文”一定负载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理解最为重要的依据。加之中国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他始在中国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保证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 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看，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等等，最后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故而中国古典作品，主要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他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表面难以获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自身境况、与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至少也是有效的导入途径。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将《关雎》与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如果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原则，当时《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再如现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同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闻一多先生此解。
便是从“世”的角度，考证了众多“野蛮时代”民族风俗中“鱼”象征意义而得出的结论。若此说成立，又一次证实了“知人论世”在批评中确有其效。所以，“知人论世”实际上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两个视角，它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关键就于能在批评实践中屡试不爽，具有实践的有效性。
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出版的文学作品，也用注释或前言等形式提供作者和创作的相关材料；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人在进行文学理解和批评时，也认真收集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否则在文学阐释的道路上几乎寸步难行。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
尽管“知人论世”说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还有其合理性依据，尽管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扮演过相当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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